写作是作家最重要的发声方式

　　上世纪80年代，周思在澳大利亚曾见过中国作家丁玲，彼时当地媒体并没有对此进行大规模报道。去年，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澳大利亚的消息很早就开始在各大媒体预热，访问期间的各项活动更是得到大篇幅的报道。这可以说明，近30年来世界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中国当代文学以及中国作家，而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又是一例极好的证明。在此情形下，作家到底该承担什么责任？

　　对于这个问题，莫言的原话是：“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到底应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是一个问题，在中国尤其是一个问题。得奖之后，是否要改变自己一贯的行事风格，这也是一个问题，甚至是一个难题。”他认为，写作是作家最重要的发声方式，一个作家最该做的是回到书桌前写出好作品。作家最好的状态就是独往独来，只有独往独来才有可能冷眼旁观，只有冷眼旁观才有可能洞察世态人情，只有洞察世态人情才可能创作出好的小说或是别的艺术作品。作家从来就不是别样人物，把作家的地位抬举得太高是对作家的伤害。“作家转行或兼职做政治家，那也是一种选择，但我没有这种能力也没有这种兴趣，我只想安静地写点东西，当然，我也会悄悄地做一些有益于社会但与写作无关的事。”

　　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一直保持着低调的风格，他几乎从不接受媒体采访，尤其不愿对自己的作品发言。他坚持认为作家不应该对自己的作品说太多话，这样会干扰读者的阅读和思考。这种风格决定了他的演讲更像是一场诺贝尔文学奖的科普讲座，从发明炸药的诺贝尔先生的生平到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准则，再到瑞典评委的构成和评审程序。当然，库切也直接表明了他对“诺奖”的态度——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以及不完美的甄选方式。他认为这一奖项一直都在强调作品的理想主义倾向，而如何界定理想主义倾向以及在多大程度上遵循这一准则，其实是很难界定的。“我想举耶利内克、奈保尔和贝克特三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例子，我认为他们的作品并不符合理想主义倾向的说法。他们的授奖词不能说是错的，但如果将其看作是对作家一生创作的总结似乎不那么准确。授奖词就像是下定决心要从这些作品中看到光明，而实际上这些作品的倾向在某些部分却是相当黑暗的。”从这样的阐述中，人们是否可以认为，不是所有作品都应该具有理想主义倾向，都能引领人类走向进步和光明。库切也认为，作家的创作其实是一项比较纯粹的艺术活动，而不该受到更多其他因素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