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应引领人类走向进步与光明
——莫言、库切等中澳作家“论剑”北京
第二次“中国·澳大利亚文学论坛”在北京落下帷幕。中国作家铁凝、莫言、刘震云、叶辛、李尧、徐小斌、李洱等与澳大利亚作家J.M。库切、布莱恩·卡斯特罗、尼古拉斯·周思、伊沃·印迪克、大卫·沃克等,围绕“文学与包容”的主题展开了5场对话。论坛吸引了众多业内人士及文学爱好者。4月2日下午,莫言和库切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对话,更使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报告厅一座难求。在3日的闭幕式上,两国作家分别朗读了各自的代表作,《大浴女》《走向生活》《一句顶一万句》《上海舞》《羽蛇》《鲁迅的四个梦》《生死疲劳》《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等标示了生长于不同文化中的优秀文学作品的维度,这也是对“文学与包容”进行的最直接、恰当的诠释。
当今时代,全球化的进程使得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再是孤立的存在,一国文化的发展总是或隐或显地受到他国文化的影响。在中国文学不断吞吐吸纳外来文化的营养时,也必须着手解决文学本土性流失、消费主义与解构潮流侵袭、作家角色与责任含混、读者群萎缩等问题。本次论坛上的对话,关涉这些文化交流中的应有之义,并试图从文学本体出发寻求破解方法。有趣的是,中国作家的演讲倾向从个人经验和生活直感出发,澳洲作家则看重引经据典的逻辑推论,两国作家的对谈颇具殊途同归的色彩。
经典为什么这么难读
今天,全世界的作家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读者越来越没有耐心阅读有难度的作品。在这个“不耐烦”的时代,一次性器物萦绕周遭,各色信息狂轰滥炸,一切都向着方便、快捷疾驰而去。表面上的异彩纷呈迷惑了人类的感官,堵塞了通往心灵的秘径。文学经典难免被读者冷落,因为没有时间、精力和耐心。
2012年,澳大利亚举办悉尼作家节,主题之一是纪念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怀特百年诞辰。作为活动亲历者,印迪克记得当天来了许多人,尽管从对话中可以得知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没有读过怀特的作品。讨论环节的主题是,为什么帕特里克·怀特这么难读?“这听上去更像是一个指责,而不是一个问题,在作家节这样一个以上座率衡量成功与否的活动上,人们似乎有权利质问这位澳大利亚最伟大的作家——你凭什么就这么难读?”这一指责也暗含着这样一层意思,如果一个作家的作品十分难读,那他是否还是一个伟大的作家?
这样的指责听起来好像合情合理,读者也似乎真的委屈。在中国,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读完一部长篇小说成了需要下很大决心才能完成的事情。叶辛对此也颇感无奈,他说,“十七年”时期中国共出版长篇小说197部,总有一些作品受到读者的追捧。上世纪80年代重印文学经典时,书店门口排起的长队让人记忆犹新。时至今日,各类文学经典应有尽有,每年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达到几千部,读者却越来越少。“有几个朋友曾对我说,等将来退休了,一定要痛痛快快读几本长篇小说。现在他们真的退了休,却再也不提看书的事情了。”在许多中国读者看来,阅读长篇小说远不如随意翻几篇散文及中短篇小说来得轻松惬意,当然更不用说与影视作品相比较了。
趋易避难正在成为大多数读者的选择,纯文学的读者群体不断萎缩,商业化、娱乐化、消费化成为写作的特征。“读者希望阅读是容易的、轻松的、易于理解的、可以逃避现实的。他们不喜欢有挑战性的、需要思考的、琢磨语言的阅读体验。”据印迪克介绍,在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是长篇小说和长散文,最不好卖的是中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和单一作者创作的散文集。“读者认为,诗歌和散文需要思考才能弄清楚字面意义和真正含义。而短篇是没有长成的、失败的长篇,不值得花钱购买。”因此,在澳大利亚存在“只有诗人才阅读诗歌”的说法,诗集、散文集、中短篇小说集的销售量在500册到1000册之间,长篇小说和非虚构作品能卖到2000册左右。“像我所在的这种只出版文学类图书的出版社,如果不是靠政府和高校的资助,恐怕早就破产了。”
“真的很难,所以拒绝”,这是读者发出的声音。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说,难读正是文学经典被反复阅读的动力所在——遇到障碍,然后柳暗花明。有难度的阅读要求读者克服三心二意的敷衍态度,调动全部智力、想象力和情感,跟随作者去认识作品中的人物,发现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意义。
批评应该照亮在黑暗中前行的文学创作
文学传统中遗留下来的“难”让今天的作家遇到了一个悖论:一方面,文化的民主化使每个人都有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另一方面,设置了门槛的严肃文学阻挡了一部分人的阅读。这直接影响了创作、出版等环节,并通过市场呈几何级数放大。碎片化阅读布满现代生活,精神领域出现了真空。文学应该填补这块精神的空白,同时为生活注入情感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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