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上海市场上走访发现，蛇年挂历出现滞销。作为曾经炙手可热的年货，挂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销售低谷。

　　上世纪50年代：作为外宣礼品限量印刷 主题为各地山水风光

　　上世纪70年代：进入市民生活 多以样板戏和英雄人物为主题

　　上世纪80年代：成为家居重要装饰品 以国内电影明星照居多

　　上世纪90年代：史上最红火时期 呈现清凉美女、名车和洋房

　　进入21世纪：愈发多样化却日渐式微 被小巧灵活的台历取代

　　对于挂历商贩来说，蛇年还没开始，似乎就已经接近尾声。

　　日前，记者在上海市场上走访发现，蛇年挂历出现滞销。作为曾经炙手可热的年货，挂历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销售低谷。

　　然而，记录时间的工具并没有消失，只是发生了改变，从墙上移到桌上，又被人攥在手里。

    溯源：第一份挂历在上海诞生

　　1954年，新中国的第一张挂历在上海诞生。

　　出于外宣的需要，1954年，中央委派上海市制作了一批挂历。“当时上海的设备先进，技术工人的水平比较高。”84岁的徐昌酩回忆。他时任上海外贸广告公司设计部负责人，负责全国15家公司挂历的制作和编辑。

　　第一批挂历共有7种，均由6开进口的铜版纸制作，为了对外宣传中国，上面印着黄果树瀑布、漓江等各地风光。这批挂历只印刷了5000本，作为礼品送给跟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

　　而在坊间，当时最常用的日历是“号头”（上海话）。

　　“号头”是手撕式的日历牌，上面印着公历和农历，是普通市民掌握日期、节气的主要工具。

　　62岁的市民刘德保回忆，上世纪60年代，每到年底，他的母亲都带着5个孩子到曹家渡买年货，包括在新华书店里买对联和新年“号头”。

　　上世纪70年代，挂历开始进入了普通上海市民的生活。每逢过年，单位都会给职工发挂历，图案以样板戏和英雄人物为主题。工人刘德保把挂历和对联一起摆在客厅正中央。家中换上新挂历，意味着新的一年开始了。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挂历几乎是家中唯一的装饰品。挂历做得精美，意味着主人所在单位的福利不错，往往会引来邻居和亲友的羡慕。

　　每年，刘德保都要用笔在挂历上勾下3月5日和12月26日。前者是学雷锋日，后者是毛泽东诞辰日，每年的这两天，工厂食堂都供应红烧肉面和排骨面，大家能美美地吃上一顿。

    鼎盛：《小屋新装》销量百万本

　　上世纪80年代，随着社会风气的逐渐宽松，在家里能挂一本外贸挂历，是一件 “扎台型”的事情。在80年代早期，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就着手挂历的制作，主题以电影明星居多。

　　春节之前，市民前往上海外贸广告公司排队购买，因其紧俏，挂历图片的作者也只能拿到三本挂历，以充作稿费。

　　“那场面不亚于现在邮票发行。”徐昌酩说，当时甚至有陌生人在公司门口等他，就为求得一本挂历。

　　当时，每年4月在上海举办的全国挂历订货会都有上千家公司参加，场面可以用疯狂来形容。

　　每到10月，新华书店开始售卖挂历，这几乎要占用一个楼层。在空中拉出三排钢丝，两个铁夹子固定，再贴上一个号码牌，每一款挂历就这样展示在市民眼前。摩肩接踵的人们仰着头挑选自己喜爱的款式，在收银台报上号码牌和购买数量便可。“新华书店都要被挤瘫了。”上海画报出版社年挂历部主任朱永杰回忆。

　　除挂历以外，便携的年历卡也颇受青睐。在徐昌酩的记忆中，年历卡是继纪念章后最火爆的“互换物品”，价格一度涨到了5分钱一张。在大世界门口，甚至有人用一个蹄膀换一套年历卡。

　　据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挂历经营部总经理钱力军回忆，挂历销售最火爆时，一本挂历的印数就能达到30万至50万本，年利润可以达到800万元。高额的利润引发了“挂历大战”，1990年12月，挂历大战的火爆场面甚至登上了《新闻联播》。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挂历出版进入到前所未有的火爆期。这一时期的挂历的图案以清凉美女、名车和洋房为主。一本以室内装修为内容的《小屋新装》的挂历销量甚至达到100多万本，被业内人士叹为传奇，拍摄者裘家康说：“它符合当时人们对家庭装潢审美的需求。”

　　对于印刷厂来说，挂历就是生产指标的保障。“挂历就是厂子一年的奔头。”一名印刷工人说。如果当年挂历销路好，厂里的年利润就有了保障，而余下的挂历会作为福利分给工人。

　　刚拿到分发到的挂历，很多印刷工人就摆开地摊卖挂历，由于价格比新华书店里便宜，很受市民欢迎。这曾经是齐齐哈尔路上的一景。

　　而且，随着市场的活跃，挂历也逐渐成为了不少企业的宣传手段，印着包含公司产品的图案，印刷不但追求图案精美，还用鎏金工艺，将公司名称和联系方式印在显著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