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克鲁虽然已经退休，但是他现在还是成天待在学校里。因为他的书房（也就是他的办公室）就在学校里，平时看书、翻译甚至接待客人，都在这个书房里进行。他妻子也每天陪他待在这个书房里，毛巾、热水瓶、水果，什么都有，大有安居在书房的意思。

    书房在上海师范大学文苑楼的最高层，安静、少灰尘、视野好，平时也少有人打扰，但前段时间他翻译的《第二性》获得了今年的傅雷翻译奖，来采访的记者陡然多了起来。老先生来者不拒，还担心自己说的东西又重复了：“他们问一样的问题，我就只能回答一样的答案了。不过来做书房的还是第一次。”

    郑克鲁出生在澳门，曾祖父是著名大实业家郑观应。原以为他家世好，小时候应该读过很多书，想不到他说自己家里没什么藏书，父母对自己的读书更是毫不约束，“完全不管我的，爱读什么读什么”，以至于后来他能考上北大法语系，父母都觉得惊讶。

    研究生毕业后正好赶上“文革”，被下放到河南信阳劳动，“前面几年时间法语荒废得厉害”。后来他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就找来两本书——法语版的《毛主席语录》和《法汉字典》，“都背了下来！”“文革”中仅有的这两本书，反而让他的法语有了更扎实的基础，“没有这段背字典的经历，后来翻译的工作还真是不行”。

    80年代郑克鲁在武汉大学法语系担任系主任时，去法国做了两年交流学者。他现在的很多藏书，就是那时候一箱一箱从法国淘回来的旧书。“巴黎圣米歇尔大街上，到处是旧书店！”问他到底运了多少箱，他已经不记得了。他拿出一本80年代买回来的法语旧书，左拉的文学评论集，1926年出版的，整本书已经被他翻破，书脊上用透明胶带做了简单修补。“这本书是我比较珍惜的书之一。左拉的文学评论翻成中文的还很少，如果有空的话，我打算把它翻出来。”

    现在他的书房地上堆满了书，大多是这几年托朋友从法国带回来的。上海的书店他偶尔也会去逛逛，但几乎没找到想要的书。“法语培训中心在中国有两家法语书店，北京和上海，但是上海的这家完全比不上北京的。上海的这家开在武夷路，青少年的书居多。”

    郑克鲁是因1979年翻译巴尔扎克的《长寿药水》而走上翻译道路的，后来陆续翻雨果、大仲马等作家。他早年最喜欢的是巴尔扎克，到了晚年，慢慢地开始越来越喜欢普鲁斯特。而对于他不喜欢的作家，他就懒得翻译。有一次一家出版社想请他翻杜拉斯，被他拒绝了。“我觉得她的作品除了《情人》，其他都一般。”

    B=《外滩画报》Z=郑克鲁

    B：最近在看什么书？

    Z：最近在看凡尔纳的《八十天环游地球》。我打算重译这本书，就开始看原版。之所以打算重译，是觉得现在市面上的译本都不大好。人们一般都觉得凡尔纳是通俗小说，语言比较简单，但是我现在看了之后才发现，凡尔纳的语言非常好，有时也很晦涩，不容易翻译的。

    B：你现在怎么买书呢？

    Z：我现在已经不大买书。实在缺什么书的话，就托朋友带。我有学生在法国，有时候我会托他给我带。有时候我还会让学校图书馆帮我订购，很多书都是图书馆帮我订购的。

    B：你买书的标准是什么？

    Z：我主要是看版本。倒不是一定要收什么珍稀的版本，而是要对翻译有用处的版本。比如我现在读的这本《八十天环游地球》，它正文后面的资料，包括对它的研究、考证就占了四分之一，我一般会收这样的版本。这对我的翻译很有用。

    B：你现在做翻译，最常用到哪本辞典类的工具书？

    Z：我用的是第二版的《小罗伯特法语词典》。这本词典真的非常好，每个词条的解释都很详细，还配有彩色插图。有很多人用《拉罗斯现代法语词典》，这本词典名气大，但是实用性来说完全比不上小罗伯特词典，很多词条的解释也没有它准确。

    B：现在翻译家的稿费是不是比不上以前？

    Z：那差得太多了！我现在翻《第二性》是千字60元，50年代时翻译一部《青年近卫军》就能买一座四合院，80年代一篇中篇小说的翻译稿费也能顶7个月工资！现在是最低了。我们这些搞翻译的，都只能全凭自己的兴趣和热情了。许多以翻译为生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数量，也常常忽略质量，可能这也是现在翻译质量下降的原因吧！

    B：你觉得小说、诗歌和戏剧的翻译方式存在哪些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