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克鲁 还原货真价实的《第二性》 

　　许多人知道郑克鲁先生的名字，是通过《基度山恩仇记》、《茶花女》、《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短篇小说选》、《法国抒情诗选》等法国文学作品。《第二性》是他第一次翻译法国理论著作，于是，在颁奖典礼的交流会上，郑克鲁先生被问及的第一个问题便是：为什么会选择翻译一部女性主义的理论著作？ 

　　已年过古稀的郑克鲁先生，依然神清气爽，思维活跃，对这个问题他答得十分坦率：“随着年龄增大，我觉得要珍惜时间，便以翻译第一流作品为主。上海译文出版社请我翻译杜拉斯的一部早期小说，我拒绝了，我觉得杜拉斯只有《情人》是好作品，其他小说就差了，我不愿意花工夫去翻译。不久，编辑又来找我，问我译不译《第二性》，我认为波伏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这本著作上，她的小说固然写得也不错，但并不属于第一流的作品，唯独《第二性》不同凡响，尽管这本著作难译，篇幅又长，但是我愿意尝试一下，便接受下来。” 

　　西蒙娜·德·波伏瓦是法国20世纪重要的文学家和思想家，1949年出版的《第二性》在思想界引起极大反响，成为女性主义经典。上世纪80年代，《第二性》英译本被引入中国，曾经成为众多知识女性的必读书，但是英译本并不完整，有大量删节。 

　　200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从法国伽里玛出版社购得法文版，成为“唯一法译中全译本”，这部20世纪女性主义的奠基之作，终于有了一个由原文直译的、货真价实的“全译本”。 

　　“国内在20世纪80至90年代对《第二性》有过几种翻译，或译文不够理想，或删节过多，虽然译本上标明”全译本“，但是英文译者删掉了大量引文和实例，有的整段删去，有的缩写。殊不知这正是《第二性》的精华所在之一，而且也是此书的趣味所在之一。这样的删节大大有损原书的完整性，反映了英文译者的判断力有很大失误。”郑克鲁先生说。 

　　与旧译本不同，翻译《第二性》时，郑克鲁先生从学术和历史的角度，首先对féminisme这一关键词做了更准确定义，“旧的译本对这个词的翻译有点混乱，有时译成‘女权主义’，有时译成‘女性主义’，我认为必须加以区分。”郑克鲁认为妇女解放运动有一个发展过程，可以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漫长时期看做争取女权的阶段，主要是指女人的政治权利；二战以后，对女性问题的探索有很大发展，特别《第二性》论及的问题大大超出了政治权利和男女平等的范围，《第二性》几乎牵涉女性的所有问题，所以用“女性主义”来理解、翻译féminisme更加贴切。“这是我翻译《第二性》所做的一个区分，把波伏瓦之前的运动称为‘女权主义’，在她之后的运动称为‘女性主义’，这样区分也可以看出波伏瓦的巨大贡献。” 

　　《第二性》“唯一法译中全译本”的出版，为读者和研究者还原了一个原汁原味的波伏瓦，其影响将是深远的。“《第二性》的吸引力是持久不变的，它依然在影响人们对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的关注。我看过一些女性主义著作，目前为止没有见到哪一部著作可以与《第二性》媲美，它可列入20世纪第一流的理论著作，同时也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文学作品。”郑克鲁先生道。 

　　“翻译是一门复杂的艺术” 

　　郑克鲁先生坦陈翻译《第二性》对他来说“也是一项挑战”，原因是波伏瓦知识面非常广，原著涉及多个学科内容，有很多理论词汇，他用了两年才译完了全书。 

　　《第二性》全书63万字，包含着广博的知识，涉及哲学、生物学、生理学、人类学、精神分析、医学、社会学、历史、文学批评等领域。谈到老的中译本的误译，郑克鲁先生举amoureuse一词为例：“旧版译为‘恋女’、‘情妇’，脱离原文看似无不妥，可是，原文的这个词是有特定含义的，指的是‘恋爱的女人’，这可以是姑娘，也可以指中年妇女，而绝非指情妇，这个词并没有贬意。” 

　　对郑克鲁先生来说，诸多学科领域的名词并不是最难译的，“专业名词都可以查词典，碰到自然科学的问题，我会借阅有关书籍查看。但困难还不在于此，而是在如何翻译波伏瓦从存在主义出发创造的一些词汇，这就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去翻译了。波伏瓦运用了一套哲学术语，如内在性、超越性、他者、存在先于本质、自由选择等概念，作为全书的思想核心，这些阐述存在主义观点的段落较为艰深。” 

　　郑克鲁先生认为，翻译是一门复杂的艺术，既有一定的技巧问题，也有翻译者个人的因素在内，同时还有时代不同而提出的不同翻译标准。而翻译理论著作同翻译诗歌和小说又有所区别，“翻译理论著作，第一要义是做到‘信’，即正确传达原文的意义，能避免意译就不用意译，因为意译容易失去原意，并不十分可取。” 

　　“也不要像翻译诗歌和小说那样，为了文辞优美，动辄用成语，中文的成语一般与原文会有出入，多少歪曲作者的原意。只要做到流畅就可以了，当然，文字精练简洁也是需要的。至于长句的翻译，是检验译者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要避免译得佶屈聱牙，文理不通。我想能做到这些，译文就有保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