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后，加缪被完整介绍到中国了吗？郭宏安先生说，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未被翻译——加缪的笔记。“笔记跟他的一切都相关，是他一生中随手写的一些东西，比如他的小说灵感，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法国出版了5本，我打算从中挑选20-25万字进行翻译。”眼下郭宏安先生的主要精力放在翻译夏多布里昂60万字的《基督教真谛》上，他计划在这中间将《加缪笔记》译出来，明年或后年出版。 

　　“好的译作能留存于读者心中” 

　　好的翻译，意味着要掌握两种语言的精髓，且以深厚的母语为功底。郭宏安从中学开始就对文学感兴趣，既痴迷外国文学，又喜欢中国古典文学，“之所以选择学法语而没有报考中文系，是因为我幼稚地以为，我的母语是汉语，没有必要再到大学里去专门学习。”郭宏安先生笑道。 

　　大学毕业后，郭宏安被分配到第二炮兵，在部队呆了整整八年，法文用不上，他又不愿放弃理想，于是就申请转业。调到新华社后，他作为“文革”后派往西方留学的第二批学生，前往瑞士日内瓦大学进修法文。在日内瓦，他不仅“遇到”了加缪，还进一步“认识”了波德莱尔。回国后不久，正赶上恢复研究生招考，半年后，他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那时他已经35岁，“我还是没有抵挡住文学的诱惑，虽然收入不多，但我不后悔，因为我做了我喜欢做的事。” 

　　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写的是《论〈恶之花〉》。上个世纪30年代，波德莱尔在中国赫赫有名，但解放之后他就销声匿迹了，因为太颓废，不符合时代要求。写论文时，郭宏安翻译了波德莱尔的几乎全部的诗，译《恶之花》时，他非常注意体现原诗的音节与韵式，力求在形式上与原诗一致。有意思的是，论文交到出版社，出版社怕赔钱，又不肯放弃，于是编辑找他商量了一个别致的补救方式，在论文后面附100首诗，这样，以诗为主，论文反而成了序，再配上一些插图，居然大获成功。《恶之花》开了文学名著插图本的先河，而郭宏安的论文和译文在恢复波德莱尔的本来面目时起了一定的作用。 

　　郭宏安先生以批评家的洞察力来判断一部作品的价值。1993年翻译司汤达的《红与黑》，实现了他埋藏已久的夙愿。“多年来人们对这本小说的看法是片面、不公正的，已有的版本也嫌太老，所以译林出版社找我重译时，我很快就答应了。最终我译《红与黑》只用了5个月，也许在别人看来译得太快了，可是人们并不知道，我心里已经把《红与黑》翻了30年”。 

　　虽说郭宏安翻译了大量经典著作，但他说，翻译只是爱好，实际上自己从事的专业是法语文学研究。他翻译每一部作品，都会同时撰写研究论文，不论是翻译波德莱尔、加缪的作品，还是翻译《红与黑》、《墓中回忆录》、《雅克和他的主人》，莫不如是。 

　　“我觉得，翻译和研究应该相辅相成，二者处于同等地位。因而我的工作不能只在象牙塔里对一小部分人说话，应该让中国的普通大众有机会阅读我研究的东西。如果没有译本，我都译过来。好的翻译可以更长时间留存于读者心中，从这个角度讲，我对翻译怀有更多的敬意。”郭宏安先生说。 

　　“表现原作风格是翻译最高境界” 

　　翻译是一门实践的学问，每个翻译者都有自己的原则和标准。对严复先生的“信、达、雅”观点，翻译界一直讨论不断，“我很信服‘信、达、雅’之说，这三点说到了翻译的最基本原则，有的人认为‘雅’讲不通，认为原文不雅译文何来雅？我认为‘雅’可以理解为文学性，以译文的‘雅’对应原文的‘雅’，以译文的‘俗’对应原文的‘俗’，语言层次上的区别在文学层次上就消失了，‘雅’的含义就包含在里面了。”郭宏安先生道。 

　　郭宏安先生正是从“文学性”着眼，来认识文学翻译本质的。在《自设藩篱，循迹而行》一文中，他落笔直率：“文学性者，风格之谓也。”而“风格”在他看来，就是原文作者在语言表达时的句式、篇章结构、色彩和“口吻”等。 

　　“把原作风格表现出来，我觉得这是文学翻译的最高境界。风格掌握不对，整个翻译就彻底失败。” 

　　郭宏安先生反对任何添枝加叶的修饰，他以《红与黑》的翻译为例，“从风格上讲，《红与黑》可以用简洁和枯涩这两个词来概括。翻译应避免非常修饰的东西，有些译本不够简洁，修饰语过多，比如，原文里的雪，中国人喜欢译成‘白雪’，还会把马译成‘骏马’，把足和腕译成‘秀足’、‘玉腕’，这些修饰语在原文里一概没有，用在翻译中很不合适。汉语的膨胀已经非常严重了，很多形容词没有实际意义。我觉得译文对发展中文是有好处的，对净化中文也有好处。” 

　　郭宏安先生认为，保持异国情调而不杆格难入，这才是好的翻译。“法文最主要的特点就是明白、精确、清楚，我认为译文应保持原文的‘洋腔洋调’，傅雷先生也讲过，尽量保持原文句子的形态。” 

　　如何从整体风格上贴近原著？郭宏安先生认为，中国人理解法文，无论如何也不如法国人理解得透彻，所以，借助法国人的评论进一步去体会原著的风格，这对翻译有非常大的帮助。这是郭宏安先生对翻译一以贯之的严谨态度，也是对晚辈后学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