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官窑美人》和《窑变》最为有趣的“差别”或许还是在于两者对古玩收藏与文学写作“文化等级”的看法。《窑变》的末了，对古玩鉴赏和收藏都已渐入门径的方月——来自台湾的女小说家，被草根、野性的初恋男友一语震醒：“你变得俗气了！”多少日子来跟随着姚茫在古玩收藏界的“叹世界”，被视作像是全身浸在温水里一样，放弃了激情和志向。“创作。回去写小说，你才会觉得真正的活着。”终于，女主角方月给她的古玩老师兼情人留下一纸，乘着腿脚还没有完全被压麻抽身而走。程庸却构造了一个若隐若现的“官窑美人”，有意让她为古玩收藏背书。小说中被喻为“官窑美人”的徐楣丽身份暧昧、背景复杂，却有着坚定的意志和目标：“哪怕上刀山、下火海，也要去追寻，追到一件是一件，人生太短暂，烟一样轻，一会儿就飘过去了，如果能追寻到这些艺术品，即使付出生命也值得……”这或许更是程庸想要说的。这就引出了“官窑美人”的另一种可能性。主人公李茗沁夸赞徐楣丽的皮肤好，像官窑釉面，类脂类玉，嘴唇丰满，像官窑唇口，加上穿着、气质，整个就是一个雅致的官窑美人。但又攀附道：“我俩都是厚嘴唇，这是缘分”——如果说李茗沁多少代表了程庸的部分自我，比如他在小说中对古玩知识的介绍描摹，大多是通过李茗沁的心口传达，那么，这一句“厚嘴唇”的表述何尝不是他的夫子自道？呵呵，一不小心，程庸把自己写进去了。福楼拜说，我就是包法利夫人，而程庸就是他笔下那个神秘、暧昧而又气质不凡，愿意为真正的艺术品付出生命的“官窑美人”。
　　如此看来，程庸对古玩收藏的态度远较《窑变》坚定，他对中国古陶瓷文化的热爱一如官窑的美丽和深厚。但《官窑美人》的结尾，李茗沁母亲好不容易留下来的两个官窑青花瓶，在李茗沁所住的新里挂起“建筑文物保护单位”铜牌的一刻，被邻居的一片敲墙声震裂了——却凸显了程庸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本质：对社会变迁中无时不在发生的“美的毁灭”的痛彻和敏感，以及诉诸文字的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