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庸的《官窑美人》据说出版一个月就重印了。他送我的这本是第三次印刷。书印得雅致，文中的插图则是他自己手绘。随手一翻，就翻到了他为“官窑美人”徐楣丽的玳瑁发簪所作的插图，细致繁复，造型优美，“李茗沁这才想起，她那件玳瑁发簪也可能是老货，问是否可以看看，徐楣丽笑了，好吧，就一手摁住发髻，一手轻轻抽出发簪。李茗沁接过看了，上面也刻着花卉鸟虫，玉器好，游丝毛雕，包浆好，与珊瑚挂件图案相似，显然是故意配套”——读着这样的图文，立刻有了当年读施叔青　《窑变》时的“心动”。
　　《窑变》是施叔青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移居香港后的作品，同时刊登于1982年台湾的《联合报》和上海的《收获》杂志。小说以女性细致的笔触描写了对古玩收藏的敬畏和神秘感，“这两年苏富比的瓷器预展，方月每次躬逢其盛，多半由姚茫带着，先要她除下手中的戒指，为的是怕碰裂胎薄如蛋壳的官窑瓷”。是时中国大陆刚从“文革”的浩劫中走出，《窑变》对古玩文物的鉴赏描写，好似漫漫荒漠里突然出现的一汪碧水，令人不由得眼前一亮。
　　而《官窑美人》对古玩鉴赏的描写和《窑变》有得一比。《窑变》是短制，程庸的《官窑美人》则是长篇，篇幅的“优势”为“胜出”赢得了空间，却需要更多的实力来支撑。《官窑美人》洋洋二十余万言，其中与文物鉴赏知识有关的描写少说也有六七成。更主要的是，小说中所说到的那些古玩器物，不仅每一件藏品和物事都有来头和所据，每一个与它们相勾连的故事都有根源，而且每一笔的描写都饱含了作者的感情和经验。这使得整本小说不仅专业知识丰富，更散发着“玩家”的体温。施叔青也曾是玩家，她时任香港艺术中心亚洲部主任，经常出入各种高档拍卖会的机会，使《窑变》对古玩知识的介绍虽然篇幅有限，却称得上体贴入微，细致精湛。但《窑变》其实志不在此，施叔青借它写一段刚刚从台到港，衣食充裕而心灵寂寞的女性“探世界”或“叹世界”的奇缘。女主角方月情感的幽怨、放纵比古玩知识更令人关切和引人入胜。
　　《官窑美人》和《窑变》相映成趣的还有小说所写到的上海与香港两座城市的气息。《窑变》无疑是香港的。文华酒店的优雅矜贵和维多利亚港的璀璨夜景，以及摩星岭道上姚茫家里一层层的玻璃柜里由上而下像神龛一样供奉着的藏品，是《窑变》的夺人眼目处和精华所在。陈映真曾批评施叔青《窑变》等一系列“香港人的故事”过于沉溺于香港的上层生活了。而它们和尖沙嘴新填的海地以及天星码头的风一样，都是香港。连同小说中那个红头发的洋女人对当时大陆“脏乱傻”的夸张反应，以及一干香港上海人对四十年代上海的怀念，都是其时——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香港。
　　《官窑美人》则是十足上海的。小说写一个古玩世家的子弟，力图在历经革命和市场经济重新起来后的中国大陆重现先辈的风光。上海老城区福禄街的古玩市场是他主要的活动舞台。这里历史悠久，鱼龙混杂，上演过幸运者一夜暴富的戏剧，有人花几百元买的小玩艺竟是难得一见的清朝官窑。当然，这样的幸运者乃是少数；　而正是如此，潜在的欲望把这条老街烘托得人气旺盛。加上附近的福佑寺、旧校场，都是有年头有来历的处所，引得各路游客日日混杂于此，从早到晚，攒动的人头“像一笼笼馒头蒸出来，冒着热气”——亏程庸想得出。这样的场面自不如绅士淑女云集的文华酒店“高雅”，而其中的生趣却岂是姚茫家里那泛着冷光的小型博物馆可比？
　　这是海派文化天生的优势，市井，世俗，混杂而热力四射。上海在19世纪末就已有了鼎盛的人气和现代都会的雏形，1890年的《申报》记载说：“举中国20余省，洋行20余国之人民衣于斯、食于斯，攘往熙来，人多于蚁。有酒食以相征逐，有烟花以快冶游……”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再次激发了海派市井生活的热情和欲求。难得诗人出身的程庸，对其中的意趣有着深切的理解和爱好。小说的主人公试图恢复收藏世家的家业，但世道人心已经大不同前，不仅真品和精品难觅，古玩收藏本身也已经不是雅好，而更多地成了人们暴富的念想。于是有了探宝、寻宝、得宝、失宝……一系列的回合和故事；作者也使出了几副身手，侦探，悬疑，心理描写，言情——都还只是小来来……却已将当今古玩收藏市场的波诡云谲、烟熏火燎尽收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