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有个人写了一首四百行的长诗，叫《自己的写照》，他就是我们复旦大学外文系的教授孙大雨。这首诗写的是1930年代的纽约，混乱和现代文明的巨大活力联系在一起，写得和艾略特太像太像了。这首诗出现得太早，所以被埋没是很正常的事情。

　　接下来，1931年，徐志摩在北京大学上英诗课，讲的是浪漫主义，特别是讲雪莱，底下的一个学生，卞之琳，他的感觉是，“天花乱坠，天马行空”。这门课没上完徐志摩就出事了，然后代替他上这门课的是叶公超，讲的和徐志摩完全两样，他讲艾略特、奥登这样英美的现代诗，对卞之琳的启蒙太大了。另外一个和卞之琳差不多的同时期的例子是赵萝蕤，他是在清华大学外文研究所读研究生，听到美国老师罗伯特温德详细地讲《荒原》。后来戴望舒请赵萝蕤翻译《荒原》，他的注释用的完全是在课堂上听来的注释，这本书1937年抗战爆发前出版。

　　像卞之琳、赵萝蕤这种孤零零的个人经验，再往后就变成一个群体的东西，就是西南联大时期。那个时候有一个英国诗人，又是一个新锐的批评家——威廉·燕卜孙，他开当代英诗课，完全不讲文学史、源流，他直接给学生诗歌的文本。一开始学生抱怨说这实在太难了，可是后来他们回忆，这样硬碰硬的，一句一句去读的东西，对他们的影响才最大。这些学生后来都是鼎鼎大名的，王佐良，穆旦等等，那个时候他们最喜欢的两个诗人，一个是艾略特，一个是奥登。

　　艾略特对中国诗歌最落实的影响，其实是表现在穆旦的创作上。而穆旦的诗又不是模仿，而完全是中国的现实，中国的痛苦，中国知识分子那种既折磨人又被人折磨的痛苦。

　　拿艾略特的诗歌和穆旦的诗歌直接比较，不一定有什么关系，但是他们有更根本的一致，简直令人惊讶。七十年代，东方歌舞团的一个人写信向穆旦请教怎样写诗，他偶尔找到穆旦四十年代的诗却读不懂。穆旦就解释，写诗，第一，不能用现实的材料，第二，要用非诗意的诗句、意向、句子来写你个人的经验。为什么？因为我们过的是完全没有诗意的日子，所以要用完全没有诗意的句子把这种经验表达出来，转化成诗。1950年，艾略特有一个演讲，叫做《但丁对于我》。他说诗人的任务就是从未曾开发的，缺乏诗意的资源里创作诗歌，诗人的职业要求他把缺乏诗意的东西变成诗。这和穆旦所说的东西完全是一样的。1970年代的穆旦不可能读到艾略特的这个东西。

　　这套书其实承载着好几代中国人的记忆,是一个历史的积层。八十年代，哪一个文学青年不沉迷于艾略特？那时袁可嘉编的《外国现代文学作品选》是怎么卖的呢？装一大卡车拉到复旦食堂，中午吃饭的人一轮一轮的围在外面来抢购。袁可嘉——穆旦的同学，选了艾略特的两首诗，一首是《普鲁弗洛克的情歌》，一首是《荒原》，前者是穆旦的译文，后者是赵萝蕤的译文。如果我来编，我会有一个更平衡的选择，比如《普鲁弗洛克》一定会用穆旦的，《荒原》一定会用赵萝蕤的。

　　赵武平：穆旦的版权现在都在人民文学，不是想用就用的，当然也不排除我和主编交流不够。

　　严锋：信达雅的标准在诗歌翻译上，比重可能和别的不一样。穆旦先生的翻译，有时比较偏意译，有时甚至可能有一些误译。汤永宽先生呢，总的来讲比他准确，但是准确在诗歌上不一定是最好的，准确可能是有代价的，而诗化也是有代价的。这里面就看取舍。另外一个问题，诗歌的翻译没有绝对好坏，很多人觉得某个译本好，可能是最先看了那个译本。

　　艾略特还有一点值得关注，就是他对流行文化的意义。比如说他的《猫》，改编成音乐剧，很流行。另外在流行歌曲当中，会引用他的诗，像鲍勃·迪伦就特别喜欢艾略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