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示：关注作品的“真理分量”

　　探究艾略特究竟怎样建立起“灵魂乃天赐，圣洁不动情”等“非个人化”的诗歌理念和标准，可能是件枯燥的事，但具体到作品，他的《J·阿尔弗雷德·普鲁弗洛克的情歌》、《荒原》、《空心人》等前期作品及其精神给当代诗歌的个性所带来的影响则确确实实是难以估量的。

　　一个事实是，许多当代的优秀诗人在抗拒个体的浪漫情绪时，应用的正是他们从艾略特那里得到的启示。这种启示是重要的，但仅仅由此得出的标准却可能是简单的，因为在后期的诗作和批评中艾略特展现出的更复杂的理念很可能被跳过了；如果看过1935年《宗教和文学》中艾略特对作者和读者“缺乏个性”的批评，这些诗人或许会觉得茫然。

　　当然在另一方面，其自身的政治、宗教、文化立场等的日趋明晰也影响了他后期作品作为普泛标准的可能。不过，在承认前期的《荒原》等作为传世之作的重要性时，我仍然要提请读者注意艾略特中后期的创作及批评文字，特别是其诗歌艺术的巅峰之作《四个四重奏》。

　　西蒙斯·希尼曾将创作《四个四重奏》时的艾略特与俄罗斯的伟大诗人曼德尔施塔姆做比较，并且得出这样的判断：“他（艾略特）更关注可从一部艺术作品中获得的哲学上和宗教上的意义，更关注该作品的真理的分量而不是它的技术/美的分量，它的文化力量和精神力量的范围。”

　　我以为，这是比较恰当的说法，尽管此时的艾略特比之前期已更注重作品的结构技术了。在《四个四重奏》这一以音乐乐章形式构成的杰作中，时间是最为核心的主题，围绕时间的是一系列貌似二元对立的要素：过去与未来，生命与战争，肉体与灵魂，开始与结束……而艾略特则通过哲学与宗教相融合的阐释力量和拯救力量将它们熔炼，提取出战争年代文明的芜杂矿石中的贵重金属。

　　仅就个人观点而言，我以为诗歌之技术层面并不是能从艾略特那里得到的最珍稀的财富，甚至由其批评文字得出的个体创作态度也不是——希尼评价他时所说的那种“文化力量和精神力量”才是最重、也最值得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