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格非所谓的“失败者”，其实是真正的成功者。但这并非根据现实的逻辑，而是由于作者作为上帝，行使着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强大文艺尺度，顺者昌、逆者亡。
　　表面上，小说似乎试图消解乌托邦的理想，以接近现实。而实际上，作者暗中营造了另一个以文艺尺度作为主宰的乌托邦。但这个乌托邦毕竟是过时的幻影，八十年代的文艺黄金时期已然逝去。所以，小说中充满了对“旧”的缅怀、对“新”的恐惧。冯延鹤把他不喜欢的人一律称为“新人”，谭端午也拒绝跟随时代前进。这造成了整篇小说的错位和割裂：前台展现了最现代、新潮的物质条件，纸醉金迷；后台却隐藏着八十年代的文艺价值尺度。作者用最新的外衣包裹起来的，是一颗陈旧的心脏。
　　
    三、“寄生虫一样的生活”：物质依赖症中的病态

　　现实中，作为中产阶级消费品的标签式文艺，无法离开物质基础。如果没有妻子的高收入，谭端午用他那微薄的工资，如何在养家的同时继续文艺？如果绿珠不得不为衣食计，如何继续清高？简而言之，按照当今社会的主流标准，文艺“无用”。
　　作者也坦言，他之所以钟情于八十年代，是因为在那时，“做一个无用的人是可以的”。小说中也亟需确立“无用”的正当性。于是，作者让冯延鹤搬出一套庄子的大道理，论证“无用”的合理性，甚至赋予它优越感。所以，谭端午才能对自己的“无用”上瘾，“喜欢这种‘正在烂掉’的感觉”。
　　但即使在作者营造的乌托邦中，“无用”依然无法摆脱对物质的依赖。作者的无意识在行文中时有流露。例如，高谈《庄子》的冯延鹤，别人借了他两块五毛钱的菜票，他在两个月后竟还记得催人还钱。
　　就连谭端午身上，也可以捕捉到此类蛛丝马迹。例如，陈守仁开着凯迪拉克，把谭端午送回家，还送给他“黄鹤楼”牌香烟、“五大连池”的大米等礼物。于是，谭端午“忽然觉得这个呵欠连天的老朋友，也不像他以前想象的那样俗不可耐”。是否俗不可耐，与精神交流无关，只与凯迪拉克和礼物有关。又比如，庞家玉知道自己罹患绝症之后，对待家人的态度发生巨大转变：带儿子出去玩；为家人准备丰盛的早餐；带鲜花回家；饭后喝茶聊天；全家人一起去电影院……这些改变，谭端午都平静地接受了。真正让他生出“初恋般波涛汹涌的幸福感”的，是庞家玉为他买了一对价值不菲的信号线。初恋的感觉，还是要靠物质来实现。
　　所以，庞家玉瞧不起诗人谭端午，却羡慕诗人宋蕙莲，因为宋蕙莲有优渥的物质基础，文艺是锦上添花。所以，她对庞家玉炫耀时，既谈到文艺方面，也强调物质方面。同样，谭端午在参加诗会时，遇到的职业诗人们，其炫耀方式，也是谈论自己在世界各地所见的异域风情，甚至不屑提及初出国门的人才会去的地方。
　　虽然文艺必须有物质基础，但谭端午和绿珠对钱的态度很是奇特。对为自己提供物质基础的人，他们不但毫无感恩，还充满鄙夷。谭端午瞧不起俗气的庞家玉，生气时甚至把她划为“非人”一类。绿珠对陈守仁的鄙视更是赤裸，却毫无愧疚地肆意挥霍他的钱，过着“寄生虫一样的生活”。在和人谈钱时，她甚至强调，如果第一笔资金不够，她可以让陈守仁再多投一点，“反正他有的是钱”。
　　在他们心目中，在经济方面，坐享其成是理所当然。所以，谭端午在单位拿着工资，尽可能溜号旷工，还对此颇为自得。作者也赋予其正当性：“端午当然有理由为自己置身于这个社会之外而感到自得。”更有甚者，他们似乎认为，窃取他人财物理所当然，近乎对被窃者的恩赐。这种神奇的逻辑，源于八十年代文艺青年的崇高地位。小说中声称：在八十年代，诗人们从别人的口袋里拿钱，不仅不是冒犯，还是友谊和亲密的象征。所以，谭端午与李秀蓉发生关系之后，偷偷拿走她身上所有的钱，留下她发着高烧、只身在郊外。他觉得，“这当然不能算偷”。又比如，徐吉士打算搞个诗歌研讨会，需要资金。他与谭端午合计了半天，寻找可以利用的苦主。后来，有人愿意出资，但要求有所回报。徐吉士做出承诺，转身却对谭端午沾沾自喜道：“会议一结束，老子拍拍屁股就走人。其又能奈我何？”就像孔乙己义正辞严的理由：窃书，不能算偷。
　　罹患物质依赖症的“文艺”，既自命清高，又必须依赖于物质。矛盾之中，它患上了分裂症。小说中与文艺有关的人物，几乎都有或轻或重的病态：曾被视为文学天才的王元庆，后来住进精神病医院；冯延鹤有洁癖和强迫症；　绿珠有严重的抑郁症，自称靠吃药活着。就连谭端午，也自言“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得过这种病（指疑病症）”，还特意加上一句“得这种病的人，除了我之外，基本上都是天才”。看似自嘲，潜台词中不乏自傲。他当然有理由自傲，在他和绿珠那里，病态又是文艺情调的一种。比如绿珠的抑郁症，作者用诗般优美的笔调来描述：“悲哀就像一条小蛇，盘踞在她的身体里，温柔地贴着她的心，伴随着她一起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