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价值尺度，分别存在于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但在中产阶级的消费模式下，它们并不矛盾，还呈现出和谐的同质关系。物质尺度的表现之一，是商业品牌的堆砌。文艺尺度也体现在文艺符号的堆砌。
　　例如，为了表现谭端午的古典音乐修养，小说中出现了众多音乐家名和曲名。仅计音乐家，就有德彪西、舒伯特、迪斯考、海顿、瓦尔特、贝多芬、莫扎特、巴赫、古尔德、勃拉姆斯、鲍罗丁、勋伯格等。小说中大量的文学作品名和作家名，囊括古今中外。从《诗经》《左传》到《红楼梦》，从《浮士德》《荒原》到金斯伯格、史蒂文斯，不胜枚举。这些文艺符号，大多像浮在水上的油沫，并未融入文本，也并非必要。
　　作者在命名时，也不乏文艺情调。别墅叫“呼啸山庄”，私人会所叫“荼靡花事”，打网球的地方叫“醉花荫”。设计院所属的工作室，要取个洋名，speed-cape（此词在英语中并不存在，属于生造）。就连绿珠之名，也文艺得不合时宜。谁会用一个坠楼而死的家妓，来给女儿命名？但作者喜欢这种香艳而古典的美人传奇。于是，绿珠只能是绿珠，甚至从未提到她的姓氏。
　　作者对文艺的一往情深，在人物设定上颇有流露。例如，除了谭端午，很多人物都会写诗：徐吉士、王元庆、绿珠、冯延鹤、宋蕙莲。就连最庸俗市侩、行为猥琐的商人陈守仁，人性中最后的“纯净”，竟也要通过写诗来体现——他临死前念念不忘的，是写给绿珠的几百首十四行诗。
　　文艺元素的强行加入，还造成了前后矛盾：以“妈的”“靠”为口头禅的庞家玉，买房时首先考虑楼盘名，对文字无比敏感挑剔；把唐卡换成裴勇俊电影招贴画的李春霞，与庞家玉初次交谈，便聊到《一千零一夜》中的“阿月浑子”；怂恿庞家玉把鹦鹉弄走的姜老师，粗俗不堪，但她说起手托鹦鹉的谭良若，发生的联想竟是“要是他手里再有一只雪茄，那就活脱脱的一个希区柯克”。这些细节虽不符合人物设定，却符合作者的文艺趣味。
　　最能体现文艺尺度的人物，当属谭端午。接受专访时，格非坦言对他的偏爱。但他对待本职工作，是尽可能旷工溜号；对待家庭，是懒到给家养热带鱼喂食都不肯。为了证明他的价值，作者把众多文艺符号集中烙印在他身上。
　　为了反衬出他的文艺，他的身边伴随着一些小丑般可笑的庸俗人物。比如，在他读出生僻字时，需要由小史来表达她“愚蠢的担忧”。又比如，徐吉士把“鸲鹆”读成“句谷”，遭到两个女生的嘲笑。谭端午发现后，笑着纠错，还要加一句：“你没读过《聊斋志异》吗？”
　　但这个幽默段子存在破绽。徐吉士曾是“享誉全国的青年诗人”，八十年代末出版过诗集，曾在鹤浦文联上班，后来在鹤浦晚报当新闻部主任。这样的人，即使不知道“鸲鹆”怎么读，也不至于读成“句谷”被嘲笑还茫然不知所以，直到被人指出，才恍然大悟。小说中，徐吉士的文艺水平忽高忽低：他能随口引用《左传》，把冷小秋噎得一愣一愣；　面对年轻的女下属，能痛斥她的稿子文理不通。但到了男主角面前，便化身文艺白痴。不然，何以体现谭端午的高明？
　　所以，喜欢读于丹和易中天、听理查·克莱德曼的唐燕升，与喜欢读　《新五代史》、听古典音乐的谭端午明显拉开了档次。谭端午对理查·克莱德曼的音乐，“厌恶地皱了皱眉，用无可置疑的口吻”，把它宣判为“垃圾”。
　　此种价值观，也借小说人物之口说出。庞家玉瞧不起谭端午这个无用的诗人，但当她把“人”进行划分时，仍然认为他高人一等：芸芸众生，比如她自己，死了之后就烟消云散；　而谭端午这样的作家，死后还有文名传世，还会被人提起。这显然是作者的意识流露。
　　除了这些隐蔽的价值判断，谭端午也因其文艺而受到命运垂青。他物质上的安逸，全靠妻子。而他能娶到她，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曾是光环在身的文艺青年。甚至到后来，文艺已不再吃香，他依然借此得到优待，例如，轻易捕获了绿珠的芳心。不仅美人为此倾心，上司也因此器重：因为读对了生僻字，他得到冯延鹤的青睐，最终获得无故旷工的特权。简而言之，他丰厚的物质基础、美妙的精神恋爱和悠闲的工作待遇，都拜文艺尺度的强大效力所赐。如此幸运儿，怎能叫做“失败者”？
　　作者不仅给符合文艺尺度的谭端午和绿珠安排了许多好运，还要借由命运来惩罚被他们鄙视的俗人。谭端午鄙视的庞家玉和绿珠鄙视的陈守仁首当其冲。
　　庞家玉的生涯充满了不幸。最初恋爱时，她被谭端午当成一夜情对象遗弃。婚后她努力工作，养着工资只够烟钱的懒惰丈夫，为全家提供经济基础。与此同时，还要忍受可怕的婆婆的折磨，痛不欲生。当她试着提出离婚，谭端午只问了一句“你这么说，是认真的吗”，她痛哭一场，从此绝了离婚之念。最后，她得知自己患上绝症，独自走向死亡。
　　同样，辛勤工作的富商陈守仁，是情场上的冤大头，最终还惨死在始终没有揭秘的“神秘人”手下。积极进取、努力工作的“俗人”，都不得善终。就连勤奋学习的小女生戴思齐也患病住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