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跟几个朋友坐在一起聊天，我就讲，只有“天网恢恢”，你别跟我讲你是谁，你就是一个人而已，往往你以为你编织的天衣无缝，但这毕竟是人网，你不知道什么地方就出了一个大的漏洞，漏得你自己做梦都想不到。所以我说作者观察到了人性，观察到了一种体制作为一种生物的本质性。某种体制的生命轨迹不是没有逻辑的，它是有逻辑的，这个逻辑演绎下去就会选一个克格勃做领袖，这是没有办法的。我前几天看到普京在报道中说的，俄国自始只适用于极权。大家不要觉得奇怪，再说一条佐证，季诺维也夫在《俄国的悲剧》中说了同样的话，为什么起这个书名，因为他觉得俄罗斯只适于共产主义统治，这是俄罗斯的宿命。

    关于奥勃良的另外一个启示，是这个人以及他代表的力量。他最终会改变一个轨道、一个进程，将一个状态拉到另一个状态上去。但是我想说的是，这个状态已经不是《1984》大洋国的状态了，《1985》中产生了一个新的大洋国，刚才韩松老师已经说了不少新大洋国的状态，包括它的外交、经济，甚至新闻出版的一些变化。我们干脆把这个东西叫“1986”得了，奥勃良回来了，它招回来的那个魂的变种“1986”。

余泽民：我们永远生活在极权社会中
    余泽民：我和作者也谈过这个，就像刘老师说的，他写的很多细节是他生活中体验过的，比如说买东西，50年代，他在苏联留学，当时正好有一个西方的访苏团前来访问，他去捧场，看到很多人提着从来没有见过的商品，就特别好奇，后来才知道实际上是政府为了制造假象，派了好些内部人员拿着丰富的商品在红场前面走来走去，做给外国记者看，这个细节后来他写到书上去了。

    我想这不是一个特例，而是特定体制下不断重复出现的现象，所以这本书里其实有许多悲哀。其实像东欧人、大洋国人，可能他们至今都生活在这样一种状态里，只不过表现的形式不是购物，而是其他形式。比如说书的最后一节，说我们要改革了，我们要把《时代》周刊更名为《卫报》，我们可以允许提出一些批评，像批评环保、性乱，这实际上是从一种形式的极权到另外一种形式的极权，表面上看多了一些自由，但只不过换了一个方式。作者看到的东西确实像刘老师说的，是一个规律。

    当时的《新周刊》和《中国新闻周刊》通过我对作者做了两次书面采访，我把问题翻译过去，他回答之后我再翻译成中文。作者说我没有那么伟大，我并没有看到民主，我只是看到了变革的可能性和趋势。《1985》是一次失败的改革，最后通过争斗形成了暂时的稳定，这个局势确实跟刘老师说的一样，是新的大洋国，在循序渐进，但是极权的影子始终跟随着。我觉得这是东欧作家普遍的伟大之处，虽然中国人也有相似的经历，但是我们没有看得那么深，我们没有总结出一个与人类共生的社会方式。他写的极权是永远存在的，是与人类社会共存的，有人的社会就有极权，只不过极权的形式也在进步，也在一次一次经历改良。我们要接受这个现实，我们永远会生活在极权的社会中，美国也是一个极权社会，是世界上最大的极权社会。

    这个让我想到我翻译的另外四本书，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的四本书。他本人作为犹太人关过集中营，在社会主义时期、冷战的时期又在一个新的“集中营”里面生活，就是说在没有电网，只有国界的一个“集中营”里面生活到89年。但是之后他说，人类进入了一个新的“集中营”，这个“集中营”没有国界，是什么？是商品和金钱，人类自觉自愿地生活在一个被商品、金钱所围绕的“集中营”里面。他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船夫日记》里说的，“人类是在战争的废墟里建立了一个和平的废墟”。他一辈子都在控诉集中营，痛诉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但是实际上他的作品高度远远不止于历史事件，集中营是人类历史上必然的结果，是大屠杀艺术化的表现。这是凯尔泰斯提出来的最重要的观点，他说大屠杀是一种人类文化，与人类永远共存。你永远无法回避，但是我们要学会怎么在大屠杀和集中营中生存。我觉得东欧作家看到的点是比较高的，他们看到了人类共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