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版《辞海》“普通话”的定义说：“近几百年来，由于白话文学和‘官话’的传播，其（按指普通话）规范逐渐明确，影响日益扩大……建国后，普通话得到迅速的推广和发展。”似乎暗示普通话早于“官话”和“白话文学”，何时得名，何时开始推广，也很含糊。“普通话”最早可能见于1902年吴汝纶与日本人的一次谈话，1904留日学生“演说联系会”简章也有该词，1906年朱文熊《江苏新字母》称“各省通行之话”为“普通话”，这都可能从日语“标准语”而来，30年代瞿秋白也说过“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但直到1955年10月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同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为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而努 》，次年2月6日周恩来发布《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才有正式定义和开始推广的确切时间。写入宪法，则是1982年。这些《辞海》不交待，易生误解。

    “普通话”尚且如此，上述名称普通内容未必普通的概念更可想而知。上世纪40年代吕叔湘先生曾有感于“国语”“国文”两词辨析不易，说“名词的繁杂，和涵义的分歧，是很不幸的事情……希望慢慢的能澄清起来”（《文言和白话》）。现在看来他当年的愿望并未完全实现。

    孔子说“必也正名乎？”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今天“正名”之事也很急迫。依据历史脉络来“释名”，无论推广常识还是解决积累下来的学术难题，都值得认真对待。倘有相对公认的结论，印成小册子，“送去”之时，也就有备无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