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十年期间，上海市面上的蔬菜供应并未如人想的那样处于凋敝混乱的情形，总体供销亦属正常。然而，众所周知，当此时代，原有的市场调节杠杆已然失效，那又是通过何种方式和手段保证整个上海市场的蔬菜供应呢？原来不论是夺权的造反派还是当权派，乃至第三势力的基层群众，其各自的政治动机与目的究竟如何，具体的“路线之争”又怎样，保证市场蔬菜供应都是各大政治势力必须重视与把握的环节。谁把握得好，既体现出自身掌握实际权力的程度，也完备了自身的政治合法性，换句话说，保证每家每户能有菜吃是进行政治权力斗争的一种直接手段。

    因此，造反派掌权后，坚持“卖菜人想到吃菜人”，强调提高服务质量，要“为革命而卖菜”。诸如当时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等主要官方媒体所报道的，菜场顾及工人群众早上时间赶，特设夜市、甚至24小时通宵服务、遇到恶劣天气送菜到里弄、开秤前组织忆苦思甜大会，深刻认识不是顾客要求没有底，而是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彻底等。受意识形态影响，菜场充分认知到了“商品制度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坚决反对“利润挂帅”，各种服务精心周到。这种基于政治主导、强调“为政治路线服务”的菜场现象，恰恰是“文革”时代“非常”与“正常”状态互为缠缚的一种表现。它在政治诉求上浮夸张狂，充满着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就实际服务而言，却又的的确确给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带来极大便利。如若我们仅仅批评这种虚妄张狂的政治考量而忽视其实际造成的一定正面影响，也就难称公允。不过又须想深一层，在这民众得实惠的背后，其实是整个经济市场在以“非常”方式满足这一“非常”服务——国家必须不停通过权力运作，调拨巨额财政补贴才能维持和刺激这种本质违背价值规律的非常态“稳定”。 

    不可压制的人性 

    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书中揭示的处于“非常”状态下不可压制的人性常态，虽然这种常态很可能是以某种变形的面目出现的。 

    譬如本文开头提及的穿着问题。一身军装，虽然是那时的标准装束，谁都不敢贸然违背，但上海人就根性而言并不一味崇“武”，他们聪明地通过变换领口和袖子的色彩、式样，诸如改换衣服三围尺寸、上海女知青当日时兴的“节约领”、给旧毛衣缝上新袖子等，尽己所能地让自己变得稍稍与众不同；上海的纺织行业也在这一时期开发各种新型化纤混纺织品，以其手感上佳、色泽鲜艳深受民众欢迎。即便整体时代要求人们自动消泯对于美感的追求，但人性中追求不同、向往自由的本性并不会随之走向死寂，仍会寻找各种政治缝隙生长出来。

    此为求美一面，从求利一面言之，“文革”中亦不乏。自“文革”始，领袖像章的产量迅猛增加，1966年8月上海尚且生产18万枚，到了10月，月生产量即飙升至1000万枚。佩戴领袖像章，既是表达对于毛主席的拥戴忠诚，也是一种时尚。而毛主席像章不同款式、材质、工艺又使得领袖像章种类繁多，水准不一。随着高产量与多品种的出现，上海的南京路黄陂路口、北站、提篮桥等地，竟迅速生成一个个颇具规模的交换市场，并滋生出各种买卖与变相买卖。而于领袖像章中牟利的现象也不少见，有挪用原料而贪污盗窃者，有买进卖出、投机倒把者，也有私自纠合人员进行地下生产者。试想，在人人“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时代，在人人高喊忠诚毛主席佩戴领袖像章的时代，其实仍有人通过各种方式巧取豪夺利益，而最吊诡的是这种对于利益的猎取往往又担负着革命的别名。因此，这最终证实了非常态的“革命”再堂皇壮大，也不能禁绝人们正常的逐利的本性。 

    “文革”十年，是为浩劫。且不说它对政治权力运行逻辑的极度破坏，单单论其对于偌大中国数亿人口之日常生活之史无前例之影响，也足以称其为“浩劫”了。本书重点论析“文革”十年的上海社会生活，所予人的启示是若单一从政治层面研究“文革”，殊难窥得全貌。事实上，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行本身就是上层权力正常运转的生命体征，往下看，固然是衣食住行的凡俗世界，想深点，又何尝不是“国家管理”的“在位”表现？再者，诚如作者所言，毛泽东在“文革”初期所提出的“五七指示”，实际上已然包含了一个“工农兵学商”联合体的社会构成设计，希望全民共进，达到理想世界。日后这条“文革”线路被一波波的权力斗争和政治运动遮蔽挤压了，但若摒而不论，尤其是不从民众社会生活的变迁角度来加以厘析，实质上对于理解毛泽东、理解“文革”均会构成蔽障；不论是“非常中的正常”，还是“正常中的非常”“文革”自始至终包含着这两方面，也唯有二者交汇杂陈，才可见“文革”社会的复杂面相，才既可说明短时间上的时代的荒败错乱，又见出长时段上“生活的逻辑不容篡改”，时代终究要各归其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