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读 

    人口增与减，婚姻合与离

    上海1969—1971年间的人口迁移增减数量相当悬殊，其中1970年迁出人数为37.09万人，迁入人数只有5.85万人，这三年的迁出人口总量为97.72万人，迁入人口为26.24万人。这一数据联系当时背景，颇可说明问题。1968年秋，上山下乡运动已然开展，但当时上海1966、1967届应届毕业生分配却迥异全国当时绝大多数城市的情况，很大一部分进了上海的工矿企业。然而1968年冬，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下达后，上山下乡成为衡量青年是否“革命”的重要标准，因此接着进入分配程序的1968、1969届毕业生立即被宣布“到农村去，到边疆去”，由此造成上述人口人为地大量迁移。 

    如果说，这种被作者称为在“本质上具有泯灭城市文明的企图”的“恶性的人口变动”是一种“非常”表现的话，与此同时，作为“正常”表现即是伴随着上海总人数的大规模减少，十年间上海总户数却悄然走高，共增多36.33万户，换言之，即便局势动荡，普通民众的迁移分户、结婚立户仍旧兀自进行着。据统计，造反派夺权、武斗、大批判沸反盈天的1967—1969年，上海的结婚登记数亦达91958对，整体的“非常”状态再如何喧嚷嚣骚，也不可能完全阻绝大街小巷的寻常幸福。而若将结婚户数的稳步增长视为对“非常”时代的一种潜在抵制的话，那十年间离婚总数只有极少的6489对，则反倒是另一种“非常”了。原因是当时将离婚视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表现，在一切以政治意识形态为裁断的时代，这样的帽子无疑会令自己遭受各种不利影响，更甚者影响整个家庭的命运，是以即便婚姻如何不顺遂，夫妻几若仇人，也绝不会贸然提出离婚，以免扣上政治大帽子。 

    作者以十足的数据材料将关于“文革”上海生活中向来少人关注的人口数量和迁移问题、结婚离婚问题落到实处，同时不停交互以“非常”与“正常”两种眼光互相探勘，并不因一方面的材料得出单一的结论，提醒我们即便千人一律的“文革”时代，社会生活自有其一定之规，政治容或搅扰并更动了既定的社会秩序，但并无可能全盘更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