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出于某种微妙心理，成名小说家在谈及师承时往往大而化之，或是从莎士比亚到曹雪芹的陈年光谱上信手挑出一排名字，或是像某些本土作家宣称的那样：我从来不读别人的小说——便与“泯然众人”拉开了差距。印象中，对这个问题最为坦然的是村上春树，他对许多作家不遗余力的推崇，几乎成了国内出版社选题及营销的利器（村上君在腰封上出现的频率似乎不比梁文道少），由此而切实受益的至少可以数出雷蒙德·卡弗、保罗·奥斯特和雷蒙德·钱德勒三位。不过，毫无疑问，被村上讴歌得最为热烈的偶像当属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我一直怀疑，假如不是村上毕生都将菲氏奉为写作导师，假如村上没有假借《挪威的森林》主人公之口将《了不起的盖茨比》作为鉴定“自己人”的暗号，这部当代美国名著在中国的普及率是否会比现在更低，是否会有更多的人把这个忧伤的故事当成微软的发家史（曾在一家报纸上亲眼看到记者把书名写成“了不起的比尔·盖茨”）。
     实际上，许多沿着村上的轨迹抵达菲茨杰拉德的人，看不出两者之间有特别醒目的连线。菲茨杰拉德对村上春树的渗透是全方位、弥漫性的，不是一幕场景、一个人物那么简单——爵士时代的纽约酒精稀释在六七十年代东京的空气中，局部的浓度反而不是那么强烈，那么好认的。要读到深处，方才能体会盖茨比式的言不及义，那种仿佛从一个梦境飘向另一个梦境的神态，常常从村上笔下顺势流淌出来，那样隐蔽，也那样自然。更不可思议的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虽然她曾著长文描述儿时在阁楼上读达希尔·哈密特（美国硬汉侦探派代表作家）读到昏天黑地，但我确实很难从她的《盲刺客》里分辨出《马耳他黑鹰》的气味。
    相比之下，那本奠定了加缪江湖地位的《局外人》，作者就相当实在地指出了它的灵感直接来自于美国人詹姆斯·凯恩的《邮差总按两遍铃》。确实够直接。无论是篇幅、节奏感，还是情节的走向，人物基调的设定，《局外人》与《邮差》的血缘关系，都是我迄今所见最相得益彰的。相得益彰的意思，可以参见《无间道》的港版与美版——即便明明是一个模子里翻出来的，也各自具有对方无法替代的价值。加缪把解构的心机，更多地倾注在束缚人物的体制身上，这让作品具有更强的现实指向性；而凯恩的原著，则以更绝望的方式看待宿命，好像在冷冷地告诉你：没什么好挣脱的，认了吧。《邮差》的故事，浮在表面的是一宗美国潘金莲伙同西门庆偷情杀夫、现世现报的勾当，但实质上却是讲述一个人无论怎么躲，都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向绞刑架的故事。故事里充满了“二”，每到一个关键节点，主人公总是不能在第一时间听见命运的召唤，但它第二次就一定会铿锵在耳边。这种要命的荒诞感正是加缪一直想着力展示的，但直到《邮差》的问世，他才省悟，无须作者灌输，观念可以透过故事结构上的花样，用最沉默的方式达到最有力的效果。当《局外人》里的默尔索随朋友报复未果，明明已经偃旗息鼓，却又鬼使神差地揣着枪向门外走去时，我知道，凯恩的灵光，就像小说里那轮无处不在的太阳，直射到了加缪的笔下——正是这股能量在推动着人物，向着命运结结实实地撞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