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阿尔贝·加缪（1913年11月7日—1960年1月4日），法国小说家、哲学家、戏剧家、评论家，存在主义文学领军人物，“荒诞哲学”代表，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2013年是加缪诞辰一百周年。企鹅出版社给阿尔贝·加缪的代表作重新出版了一套单行本，封面图的作者都出自著名摄影师，例如英国的兰金、西蒙·罗伯茨之手。国内，上海译文出版社则再版了加缪作品集。

    百年加缪，加缪百年。虽然没有扎实的统计数字，但加缪一定是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现代作家。

    还血肉于他，是共识，也是需要。2010年加缪五十周年忌辰时，《经济学人》发表了篇文章，题为“荒诞王子”，将“荒诞”冷冷的哲学意味同“王子”的人味甚至性感合在了一起，文章里举出了该年新出的三本加缪传记，其中，法国老记者何塞·朗奇尼的一本，从加缪人生完成的一段旅程入手，从驶离普罗旺斯，直到抵达巴黎，其中的各种片断，与他的一生曲折遭际联系在一起，掺杂了作者想象性的闪回。

    加缪的情人们是受众最大的一个话题，接下来是他的母亲，他在遗作《第一个人》里展示了一种无人能及的能力：把亲情写得刚劲纯阳，还不失忧郁的诗意。阿尔及尔的一个工人阶级聚居区，卡特琳在一座没有卧室、没有水管子也没有暖气的二居室里抚养两个儿子，她保存着一个饼干箱，里面装着一块来自一战战场，夺走了她丈夫性命的弹片。他的老师路易·热尔曼，愿意免费教他读书，说服加缪的奶奶把他送去中学；直到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落到自己的头上，加缪都记得热尔曼，将他的受奖演说献给自己的老师。

    《第一个人》如果得以完稿，它就将是一个寻父故事。但加缪的人生就是如此富有戏剧性，小说虽然只写了十几万字，它中断的地方，像是一个精巧的手术的结果，一个阶段刚好结束，而下一个阶段尚未开始。再往下，雅克或许就将踏上寻父之旅了。

    在灰色的理论面前，加缪是一株常青的生命之树，他是不需要阐释的，虽然他那两本哲学著作，以及小说《堕落》也相当晦涩，可是任何人都能宣称得到了一些什么——无论是西绪福斯的隐喻，还是《反抗者》中对革命幻象的批评。你若想做一个及时行乐的人，那么加缪是一份能让你欣喜若狂的思想资源，他就是一个崇尚肉欲的人，因为肉欲与自然的山川草木相连，填补了他在一个贫穷、无知、沉默的家庭里，精神世界的空虚状态；你可以宣称自己像加缪一样，早就看透了世界的无意义，因此才做一些寻求意义的事情；你也可以直接引用他的话来证明寻乐的正当。“想要英雄主义很容易，”他说，“快乐却很难。”

    这里没什么讽刺的意思。加缪并非一个私德楷模，1954年，他的妻子弗朗西娜还因他屡屡跟别的女人上床，于绝望中险些自杀。对妻子不忠，似乎很难用特殊的童年、肺结核、独特的戏剧人格或者俊朗的外形来辩护；然而，一个职业文人能娴熟地利用文本中的替身来为自己挡箭，甚至可以个人的经验作一番非道德化的处理。小说《堕落》的主人公克拉芒斯集中了多个人物的形象，其中就包括他自己，克拉芒斯坐在阿姆斯特丹圈形的运河之中，犹如置身《神曲》中的地狱，当他承认，他一看到漂亮女人就无法不回头时，加缪就是在忏悔——或者说开脱自己的罪过。

    但这些都融入了他的传奇。即便在生前，绯闻也是加缪蓬勃的生命力的一部分，一直在给他加分。这是一个无法不惹人陶醉的形象：他对生命之荒谬可悲的认知是真诚的，他对男欢女爱、碧海蓝天的享受与歌颂，也是真诚的。无论是写下最消极、最沉痛的言语，还是表达豪情壮志，他都给人留下同等的好感。关于荒谬，他在《西绪福斯神话》里写道：

    “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象和光芒的宇宙中，人看起来是异邦的，是陌生人。他的流亡无法治愈，因为他被剥夺了一个失去的故乡或一片应许之地的记忆。这种人和生活之间的离异，演员和背景之间的离异，正是荒谬感。”

    明明描述的是让人绝望的处境，却写得如此诗意，好像欣赏一般。《局外人》是《西绪福斯神话》的小说版和美学版，一轮北非的太阳所制造的“午后之死”，以及莫尔索在临刑前夜的狱中独白，让我们看到无意义的死亡也是有意义的，甚至是壮烈的。

    加缪身上集中了太多的悖论，互相矛盾的因素。一边是无意义的、悲剧的荒谬感，另一边是属于生命的积极的美；一边是肺结核病，另一边是游泳、足球、搏击，各种他参与过的体育运动；一边是常常挂在嘴边的阴影，另一边是清晰的希望感。他的每一本书里，差不多都有这种互相矛盾、互相映照的多组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