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而言，中国学术界迄今仍然陌生的是在今巴基斯坦所属吉尔吉特（Gilgit）地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出土的梵文佛典写本及相关文物。吉尔吉特地区位于克什米尔北部，首府为吉尔吉特城。其地当丝绸之路要冲，即新旧《唐书》所载之“小勃律”，高僧法显、玄奘均曾亲履，古代与唐王朝及吐蕃都有密切联系，历史遗迹甚为丰富，其艺术和文化与中亚尤其是于阗关系紧密。西南民族大学杨铭曾撰写《唐代中西交通吐蕃一勃律道考》（载《藏学学刊》第三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文，可参看。1978年连接中巴的喀喇昆仑公路建成后不久，出生于奥地利的德国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耶特马尔（Karl Jettmar, 1918-2002）与巴基斯坦著名学者达尼（Ahmad Hasan Dani, 1920-2009）就在这一带沿印度河流域发现了大量岩画和石刻铭文，其中摩崖铭刻数量达五千件左右，使用的文字超过十种（包括汉文）。现在巴基斯坦考古部门还在与英、法、德等国学者合作进行探测和发掘工作，领导者为德国考古学家豪普特曼（Harald Hauptmann，1936- ）。

　　首先报道吉尔吉特梵本佛典之发现的是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1862-1943）。1931年6月，吉尔吉特城以西五公里一个名为瑙波（Naupur）的村庄里，一群小孩为捡寻柴火，在原本为佛塔、但却废弃已久的小土丘下挖出了一些桦皮写本，这一发现引来当地村民的大肆挖掘，大量写本被挖出。地方政府得知后，制止了村民的盗掘，并对出土文物作了保护。恰好此时斯坦因结束了在新疆的第四次考古活动，返印途中经过此地，亲自查看了遗物，并于是年7月发表了简短报告，同时将自己获取的一些写本送交大英博物馆。斯坦因离开吉尔吉特不久，法国雪铁龙考察团也来到此地，随团考古学家阿甘（Joseph Hachin，1886-1941）将所获取的若干写本连同一份简略报告送交列维。列维此前已看过斯坦因的材料，在检视了阿甘寄来之物后，把刚出土的六种梵典予以转写，成为一篇有关吉尔吉特佛典写本的专文，刊登在《亚洲学报》（Journal Asiatique，220，1932）。列维是第一位对该项重要发现所获写本进行解读且予以发表的学者。

　　1938年8月，印度学者夏斯特里（Madhusudan Kaul Shastri）主持了一次官方发掘，总共出土约六种佛典和少量零星文稿。而在克什米尔，对大批写本加以校读的工作则由加尔各答大学的佛教学者达特（Nalinaksha Dutt，1893-1973）承担。他从1939年至1959年，以《吉尔吉特写本》（Gilgit Manuscripts）为书名，出版了四大卷共九册专著。至于写本原件，现今分别收藏于印度德里国家博物馆和印控克什米尔室利那伽的博物馆，还有一些流散至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和欧美各地，至今尚未完成排序和编目等工作。德里所藏写本，由印度学者罗怙毗罗（Raghu Vira，1902-1963）及其子世主月（Lokesh Chandra）以《吉尔吉特教写本》（Gilgit Buddhist Manuscripts）为名，于1959-1974年出版了照相影印本。此书1995年再版，共三册。

　　我国对吉尔吉特写本最早的介绍是季羡林1950年完成的《论根本说一切有部律梵文原本的发现》一文。台湾学者蔡耀明于2000年发表长文《吉尔吉特（Gilgit）梵文佛典写本的出土与佛教研究》（《正观》第13期专刊），对写本内容作了翔实、全面的介绍和论述。2001年为纪念吉尔吉特写本发现七十周年，王冀青在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出版的《敦煌学辑刊》是年第二期上发表《斯坦因与吉尔吉特写本》，文章依据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等机构所藏斯坦因考古日记、书信文件等，整理、公布了一些与写本出土发现有关的原始资料，涉及写本出土地点、时间及发现之初的转手经过，但没有涉及与写本有关的语言学、文书学、佛学等方面问题。在写本的内容方面，近年台湾的学术刊物发表了一些较有分量的论文，如宗玉媺的《梵语Gilgit写本两万五千颂〈波若波罗蜜经·第十四品〉之校勘及其相关问题》（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九本第二分，2008年）。

　　总之，数十年来，中国学者对吉尔吉特写本的关注和研究是很不足的，而印度、日本和欧美各国学者则在写本的整理、校勘、释读、翻译方面进展良多，并通过相关汉译本、藏译本的比较对照，逐渐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写本研究方法。可喜的是，近年来有负笈海外的学子在这些方面积极努力，黾勉从事。我国对吉尔吉特写本的研究渐呈方兴未艾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