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近代欧美以及日本的佛教研究，是以语文学和文献学为基础的。而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在佛教文献的发现和研究史上，堪称是最为关键的时期。我国敦煌、新疆、西藏和尼泊尔、吉尔吉特、巴米扬等地所出梵文佛典的陆续刊布，可以视为这一时期佛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史无前例的新收获。

　　对我国西北地区和丝路沿线出土的梵文（及其他中亚语文）佛典的研究，许多欧洲学者都作出了杰出贡献。举其最著者，如德国的吕德斯（Heinrich Lüders，1869-1943）及其夫人（Else Lüders-Peipers，1880-1945）、西克（Emil Sieg，1866-1951）、瓦尔德施米特（Ernst Waldshmidt，1897-1985）、贝歇特（Heinz Bechert，1932-2005），法国的列维（Sylvain Lévi，1863-1936）、本文尼斯特（mile Benveniste，1902-1976）、费辽扎（Jean Filliozat，1906-1982），英国的霍恩勒（Augustus Frederic Rudolf Hoernle，1841-1918，生于印度，1872年在德国图宾根大学获博士学位）、贝利（H. W. Bailey，1899-1996）、布腊夫（John Brough，1919-1984），俄国和苏联的奥登堡（Sergei Oldenburg，1863-1934）、斯彻尔巴茨基（T. Stcherbatsky，1866-1942），挪威的科诺（Sten Konow，1867-1948），比利时的普散（La Vallée-Poussin，1869-1938）、拉莫特（. Lamotte，1903-1983）等。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后继者至今仍活跃在该领域的学术前沿。

　　尼泊尔所藏佛教梵本，英国官员霍奇森（Brian Houghton Hodgson，1800-1894）早在十九世纪上半叶（1824-1842年）就已开始进行搜集，所得颇丰。除尼泊尔本国外，这类写本现亦藏于英、日、法、德 、美、俄、印度和中国西藏、北京等地。近年来尼泊尔学者与德国等国学者合作，在写本的保藏、整理、编目和数字化方面都取得了相当成绩，有关情况可看该国学人Shanker Thapar在韩国出版的专书：Buddhist Sanskrit Literature of Nepal, Seoul: Minjoksa Publishing Company, 2005。

　　现存中国西藏的梵文写本是极其珍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其载体包括贝叶、纸张和桦树皮。印度学者罗睺罗（Rahula Sankrityayana, 1893-1963）通晓多种古今语言，学识渊博，于1929年、1934年、1936年、1938年四次赴藏，在各寺庙搜罗和抄录大量梵藏写本刻本。在其后的岁月里，一些印度学者和欧美、日本学者对这些宝藏陆续进行校勘，予以出版，使之逐渐为世人所知。值得一提的是罗氏信奉马克思主义，曾经两度赴苏联，1945-1947年在列宁格勒大学担任梵文教授。期间与苏联考古学家和史学家如托尔斯托夫（Tolstoff）、伯恩斯坦（Bernstam）、雅库博夫斯基（Yakubovsky）等交往，了解当时苏联中亚地区考古发掘的情况，归国后于1956-1957年用印地文写了两卷本的《中亚史》。此外，意大利最著名的藏学家、印度学家和汉学家图齐（Giuseppe Tucci，1894-1984）也携回数批重要的梵文资料，最近经斯费拉（Francesco Sferra）教授整理，图齐搜集品的第一卷已由意大利亚非研究院于2008年出版。

　　在我国，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已故学者王森先生（1912-1991）就编出了《民族文化宫图书馆藏梵文贝叶经目录》，这个目录在国内外学术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社科院宗教所罗炤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先后编出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和山南地区文管会等地所藏贝叶经目录，1985年7月1日最终完成了《西藏现藏梵文贝叶经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