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外孔子研究过程中，林语堂的《孔子的智慧》、日本作家井上靖的《孔子》等书籍的传播都让孔学文化得以发扬光大。在西方文化中，孔子的形象更为趋于三种——哲人、智者和完人。《孔子的智慧》是一本针对西方读者的孔学普及。有读者评论说，林语堂先生脚踏中西两条船，自有一番独到视野。西方的读者，一般以为孔子是满口格言的智者，这当然不足以解释儒家学说的深远影响。林语堂就是通过渗透历史，逐步解析了孔子这个被神化了的人物。 

　　井上靖的《孔子》在国外孔学文化传播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书为日本人所写，体例迥异于其他版本，以虚构的孔子学生设坛宣讲的形式展开，内容涉及孔子的游历，孔子的主要思想，孔子诸位学生的性情与行状，等等，串联得非常巧妙。译者所用语言极其隽雅，很周到地考虑到了这种书该有的气息。在读的过程中，随着孔子一行人艰辛旅程的展开，心境确实能慢慢平和下来。

　　现代人眼中孔子“很亲切”

　　现代人关于孔子的系列传记中，影响深远的要算钱穆的《孔子传》。这本书综合了司马迁以下各家考所订所得，重为孔子作传。其最大宗旨，乃在孔子之为人，即其所自述所谓“学不厌、教不倦”，而以寻求孔子毕生为学之日进无疆、与其教育事业之博大深微为主要中心，而政治事业次之。本书所采材料以《论语》为主。

　　如今解读孔子的书，多了更多的宽容和理性，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继承。 2006年的《百家讲坛》火了于丹，似乎更复活了尘封已久的孔子。于丹曾表示，很多人都说我让孔子活回来了，但其实孔子是中国人的基因，我只是“唤醒他”而已。

　　鲍鹏山就曾在百家讲坛的《孔子是怎样炼成的》中评价道，孔子是圣人，也是凡人，他是一个人而不是神，他也有着常人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所以，我们看孔子，也要带着两颗心：恭敬心和平常心。然后，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可敬的孔子，我们还能看到可爱的孔子。那么，就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两颗心，走进两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时代，去近距离地观察和了解孔子。看看他的可敬，看看他的可爱，看看一个凡人如何成为圣人，再看看一个圣人其实还是一个可亲可近的凡人。对中国来说，孔子就是一个价值，这个价值是至高无上的，所以无论如何都要保护这个价值，对谁都有好处的，目的就是不要破坏了整个民族的道德。

　　另外，刘方炜的《孔子纪》也是一本能够深入浅出了解孔子的书籍。这本书中，既有学术思想之辨析，又有人物形象之塑造，还原经典文献所记载的其时其境，体味其人其事的温度与气氛，在深厚复杂的历史文化层面上，再现了真实、鲜活而充满温情、亲切的孔子形象。

　　除此之外，现代人的解读更是多了一丝幽默。网络连载的《孔子是我哥》以及《非常师生——孔子和他的弟子们》都以一个现代的角度观察孔子以及孔学。在《非常师生——孔子和他的弟子们》中，作者石毓智评价孔子操守高尚的，有着七情六欲，遇到事情也会打小九九。比如，他对学生有无限的爱，但老话说十个指头还有长短呢，孔子对学生也多少有点分三六九等。像他对颜回，那是不吝溢美之词，这种爱从现实的意义看，树立了一个学习榜样，但反效果便是让颜回深深地陷入了精神恍惚，不能自拔；老夫子当然也爱子路，可是鲁莽的子路总要挑出老师的毛病来，这让先生既爱且恼，于是找到机会便要压制一下子路的冒进。该书企图以一个平和的心态重新评说孔子，还原孔子。

　　文化大国需要文化巨人

　　孔子基金会副秘书长、《中国儒学年鉴》主编王大千

　　记者：孔子像现在立在了北京的长安街，您觉得他应该出现在全国各个城市么？为什么？

　　王大千：文化大国应有文化巨人，民族要有自己的导师。孔子像立在长安街，这是非常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事件，是对我们自己文化的自信、自强和自觉的一种体现。对这一事件目前还存在褒贬之争，但我们相信历史会做出正确的回答和评判。 

　　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提倡“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精神，倡导的是和平、和谐、和睦的社会氛围，所以孔子像应当说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一个标志。

　　建议孔子像在推广的过程中，应当保持一个统一的形象，建立一个标准的辨识系统。否则，千像千面，最终让大家辨识紊乱，那么，对推广孔子像，从尊重孔子的出发点来讲，应当说是一种不科学的做法。

　　记者：很多人都说孔子是中国的一个文化符号，为什么孔子能够成为中国的一个文化符号？孔子究竟代表了什么？

　　王大千：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他提出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等教育思想影响深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具有普世价值。孔子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承前启后的先贤圣哲，对中华民族精神与民族性格的形成起到关键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