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林语堂写《中国新闻舆论史》的那几年，一系列的舆论控制盛行，“还有更为过分的。1931年2月7日，五位共产主义作家饱受拷打之后，惨遭杀害”。对现实中在高压钳制之下的沉寂冷漠，林语堂并不忌讳谈论：“在事关领土、主权甚至民族生存问题上，国家禁止民众发表意见，这造成了民众的冷漠。”

　　余英时先生说，《中国新闻舆论史》（A History of the Press and Public Opinion in China）与林语堂当时所主张和实践的“幽默、闲适的人生情调毫无关系，而毋宁是一部相当严肃的学院式的作品”（188页）。余先生是历史学家，大约更有同情的了解。如今来看这部七十三年前的作品，连认真而辛苦翻译全书的译者，也得承认：“新闻舆论史的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仅就史料方面来说，林著可以说已经过时了。”（190页）无论新闻史还是舆论史，我近乎无知，但读过书之后，我很愿意相信译者的意见。

　　作为一部“严肃的学院式的作品”，你得多少下自己的功夫去检索些材料，无论是一手的还是二手的。林语堂是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语言学家，他当然有深入研索的能力，只是在《中国新闻舆论史》里面，似乎不那么看得出来。书里自然有许多材料，“却顾所来径”，大抵转贩的为多。作者其实也不掖着藏着，他明白告诉读者：有十次，他告诉你，我看了赵翼《廿二史札记》；说我这材料转抄自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至少也有两 次；至于现代部分，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给予的帮助，到“地球人都知道”的地步吧。这方面，我很觉得林语堂不像时下某些名满天下的“大师”，毁师灭迹、自我作古。除了这些名作，林语堂也不惮交代后世的读者未必能追溯到的隐曲，写到明代，他特别表彰“独特的帝国御史制度，为西方政治机制所无；它在帝制中国所发挥的公共批评功能，在现代通常为新闻业所承担”，“就其实质而言，御史就是今天的时事评论家”。接着，作者就提示我们去读高一涵的《中国御史制度之沿革》（62页）。这样的做派是不是又太“学院”了？

　　令人对《中国新闻舆论史》的学术品质心怀狐疑的，还有它的许许多多错讹。我想这些不是林语堂武艺高强而故意卖的破绽，是实实在在的疏失。他将脱衣裸身在屋里晃来晃去、还责备看到他天体的人是钻进他裤裆的刘伶记成了阮籍，他自己说依据的是郑樵的《通志》（45页），却没去查一查《世说新语》。都是林语堂的错，让译者能施展手段，两百多条注，很显派了一番。无错不成书：读书，错讹是我们常遇见的朋友。就说林书借重的《廿二史札记》，那还不是问题多多，足以招人来做“校证”（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订补本，中华书局2001年版）？然而，使人心里有点儿过不去的是，许多错其实原非林语堂的事儿，而属戈公振们的失误，于是译者根据《〈中国报学史〉史料订误》（载《宁树藩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便点到了林书的穴位。回头一想，这不也是林语堂的错吗？是他的大错。这错，与前边一宗错，是连成一气的。平实地说，这都是因为林语堂在这方面，其实算不上一位“学院式”的专家。

　　那么，余英时先生的问题就很有意思了：“他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题目呢？”余先生但凡提出问题，总有他的答案：“这当然和他当时在中国争取言论自由有密切的关系。”这也可以解释，何以通读全书后，你会明显感觉到“古代”、“现代”两部分之间的裂隙。古代部分，以“中国古代新闻事业”为题草草谈过“邸报”且径自宣称“中国古代有新闻事业，然而却谈不上有多重要”（14页）之后，倾心关注的乃是“汉代的‘党锢’和公共批评”、“魏晋时期舆论的凋零”、“宋朝的学生请愿”、“明朝的宦官、御史和东林党人”。到了现代部分，只看各章的名目，重心所在便一目了然：“现代报业的开创”、“革命前的维新报业”、“民国时期的报刊”、“报刊之现状”、“当代期刊杂志”。前后两部分之间如此不协调、不平衡，是严肃的“学院式作品”允许有的情状吗？

　　读完书，一时我甚至觉得书名都该改，不是“中国新闻舆论史”而是“中国舆论新闻史”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