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自己是有道理的，在林语堂心目中，“新闻”（press）远没有“舆论”（public opinion）来得重要。他在开篇的《前言》里就说过：“泛泛谈论报业问题是没有意义的，除非我们能悬新闻自由之理想为鹄的，并以之为衡量新闻事业成败的标准。”（1页）他迫不及待地宣布：“我要说明自己的论述范围。我只关心与舆论的力量有关的事实……我所感兴趣的，是作为民意与专制斗争史的中国新闻史。”（2页）谈新闻史，他是心有别属。到了书的最后，图穷匕首现，“新闻”二字完全被抛开了，只剩“舆论”：“这本《中国新闻舆论史》，对漫长的中国舆论史作一次回顾，重温其正气浩然和卑贱自污的时刻。我希望能有助于读者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当前的局势，理解舆论繁荣和衰败之因。”（187页）

　　出于如此动机，站在这样立场，古代的邸报“主要刊登官员的任免、升迁消息，一般只在官员中流通。因此，它远未能成为民众的‘耳目喉舌’，也不是舆论的载体”，“无论如何，公共批评可比中国古代的定期官报要重要得多，因为这两者之间并不是始终共存的。只用古代的官报来研究中国古代的舆论是极不公正的”（5页）。这大约可以解释林书的古代部分新闻极少而舆论独多。到了现代，报刊业“运用明智、公正的新闻选择、编辑、发布手段，向民众提供准确的消息”，“使社会舆论得以自由而不受限制地表达”，“报刊业是公众的耳目喉舌，影响着种种政治、社会事件的进程”（1页），书中特别标举1895年甲午战败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间，“堪称中国新闻史上的黄金时代”，一个重要理由乃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思潮都可以从这些出版物里找到”（99页）。这时，报刊在书的现代部分得到绝对的重视，也就是自然的了。

　　林语堂在“舆论”与“新闻”之间的偏侧摇摆，其实是有一定之规的：新闻之重要和有价值，根本在于能自由表达，这种自由是“民主的真正基石”（1页）。

　　我感觉，林语堂表达的是自己信奉的基本理念，并且运用自己的信念作为全书议论风发的出发点和归结点；这一信念，在他是无需论证的。然而，这是所谓“学术”的态度吗？

　　比如他提到南宋太学生的抗议“常常引起内阁成员的变换，导致某一党派的升降。尽管总的来说，学生所支持的官员都是些正直之士，反对的都是腐败或不称职分子，但到头来总是有沆瀣一气、清浊难辨的可能”（60页），但无论如何，“太学生为维系健全的公共批评潮流贡献了力量，尽管这些舆论有时失之偏颇，或囿于党派成见——可是，即使在今天，真正的‘不偏不倚’的新闻，仍然很难做到。有这样的公共批评总比没有好”（59页）。为什么“有”“总比没有好”？我想在朝为官的会提出疑问的，林语堂没有给出说服他们的理由，他给出的只是经验：“现代新闻事业和英国议院，其干涉官员任免的程度，正与宋代太学生同。并且，英国人已不再把公共的这种批评视为‘给政府添麻烦’了。”（57－58页）如果你再想知道英国人为什么会有如此宽贷的态度呢？书里面有一句话：“治国者真正的威望，来自承担起领袖国民的责任，使民意得到切实的表达，而不是与它作对，总想钳制政治异见或不情愿地与之相随。”（56页）但我还是要学究气十足地指出：这仍然不是论证，而是观念的直接表达。

　　不仅没有充分的理论阐说，涉及历史，书中也往往不耐烦做条理的分析。前面提到过林语堂对古代御史制度的赞赏，他对言官的处境也有深切的同情：“在中国的政治理论中，言官对政府甚至对皇帝个人的批评，虽然被视作必要的安排，但是他却没有个人的豁免权。言官的勇敢靠的是道义感。爱惜名誉的皇帝，也许会避免惩罚或羞辱言官，但如果他想羞辱或杀死那些令人不愉快的言官，他是有生杀予夺之权的”（7页），“御史的所有这些作为，得不到任何人身保护。敢于直言的御史，总会得到舆论的支持，其独立言论也受到景仰，但是从法律上说，却要面对各种惩罚：罚俸、降职、监禁、流放，甚至性命难保。很难想象有人喜欢御史这份自讨苦吃的差事”（63页）。但，为什么言官就得有免责的权利？为什么言官那么容易让在上者不舒服却仍要有这样的制度安排？诸如此类“学院式”期待答案的题目，作者并不在意，他简单回顾了明代御史的命运之后，直接得出他的“教训”：“那就是，除非有法律来保护公民权利，否则，士人为维护清明之治而作出的英勇牺牲和表现出的伟大的道德勇气，都是徒劳的。”（61页）归结到法律归结到制度，这当然很好很正确，然而是不是该继续想一想：何以当时没有这样的制度、这样的法律？现在该不该、能不能、有没有这样的法律、这样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