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没有停下来考虑，他继续说下去：“公众对国家事务的普遍冷漠是公民权利缺乏保障的自然结果，因为只有如此才能保护自己，放在这种天然的历史背景下，公众冷漠的这种特性也就不难理解了。”（32页）书中，这是一再提起的话头：“公元3－4世纪的魏晋时期，公共批评进入了最低潮。然而其消沉特征，对我们来说却别具意义”，“公众对国事的冷漠，是缺乏宪法保护的自然而合乎逻辑的结果”，“这是对前朝的屠杀、流放、迫害的直接而自然的反应。毕竟每人肩上只有一个脑袋，在人人自危的年代，他不应当因为选择了过不动感情的犬儒式的冷漠生活，或者纵情声色、不问世事的生活而受到责备。这样的选择是理智的教导，也是感性的反应。身为政府的批评者，一个人越是沉沦放荡，他就越无害；越是对政府无害，政府就越喜欢；政府越喜欢，他就越安全”（43页）。世上大多是常人，在你的生活乃至生命面临威胁的时候，你能怎么做呢？林语堂呼吁“理解万岁”：“在没有宪法保护的情况下，仅仅对士人和批评家说一句‘不要怕，勇敢向前’，他们是不会对政治取积极态度的，没有人会拿生命危险去冒犯统治者的。只有有了自由与法律的保护，活着有了更多的尊严和价值时，民众才会积极从事政治批评。”（48页）

　　这些都是很富于同情的话，而且合理：林语堂很喜欢所谓“合情合理”。

　　这些合情合理的意见如何得来呢？最后，我们会明白，它有现实感受的支持。

　　就在林语堂写《中国新闻舆论史》的那几年，一系列的舆论控制盛行，“还有更为过分的。1931年2月7日，五位共产主义作家饱受拷打之后，惨遭杀害”（180页）。对现实中在高压钳制之下的沉寂冷漠，林语堂并不忌讳谈论：“在事关领土、主权甚至民族生存问题上，国家禁止民众发表意见，这造成了民众的冷漠”，“面对领土的日益沦丧，仅仅因为从报上和公开集会上看不到民众的表示和行动，就以为他们对民族的福祉‘漠不关心’，这完全是谎言”（186页）。

　　越读到后来，林语堂谈论既往舆论史的笔墨之后所沉积的生存感受，便越发显豁。在他，这是古今贯通，“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每逢国家存亡之秋，公共批评总会应时而起，验之于南宋时期”，“当时的政局、士人的运动和舆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今天的局面”，“看到那时的种种情状，不由得对当时的太学生产生异常的亲切感：太学生大声疾呼对敌作战，政府却举棋不定，企图对太学生的呼声避而不闻，轮番使用镇压和利用两种手段来对付舆论”（49页）。

　　到了议论当代身边事，荒谬到生动竟至于幽默的例子，林语堂随手拈来：“上海福州路的书店里，由于书名中有‘马克思’三个字，真正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书都被禁了。四川还一度禁过一本古文文法书，作者是位姓马的先生，书的名字就叫做《马氏文通》，卡尔·马克思在中文里正好也姓‘马’，于是乎被当作一家人了。”（170页）叙述历史时，轶事的力量至大，当初太史公著《史记》就深谙此道，林语堂也不例外，我禁不住要完整引出下面的轶事：“张宗昌有浓厚的旧式作风，也有正义感，跟他讲道理，他还是听得进去的。《世界日报》的成舍我被逮捕后，拟予枪毙，可是，处决书需要张宗昌亲自签署，适逢他新纳一妾。凌晨时分，正是销魂时刻，没人敢在这时打扰。成舍我因此得到喘息之机。他的家人央请曾任国务总理的孙宝琦前来求情。张宗昌与孙宝琦商定，检查成舍我的银行账户，如果成舍我确实没有收受来自俄国或其他方面的数十万元，就释放成舍我并向其道歉。结果表明，成舍我确实是名穷记者，避过一劫。这就是正义，尽管是中世纪式的，毕竟也是正义。”（176页）对这样类似黑色幽默的故事，虽然求全责备的话，或许可以探问作者出处何在，但你不能不为读到这些段落感到幸运。

　　考虑到虽有不少资料甚至表格统计，但被纠订处屡见不鲜，林语堂这部书最有趣且有力量的地方，大概就在作者亲身所经验的生存感受，令作者能直截了当揭出新闻舆论的过去尤其是现代的诸多现象的实质。比如关于小报的繁荣，评说便可谓犀利：“公开的批评被压制到地下，甚至蜕化为茶馆里的闲谈。大家无法根据报刊刊登的文章作出判断，只好轻信茶馆里的谣言。”（171页）“中国新闻报道的特征，使中国的媒体，成为众多官方机构的传声筒，也激起了读者探究‘内幕’的欲望。有了读者的这种需要，才有了小报的崛起”，“大报失言论之责，不登读者想看的消息，才有小报的应运而生。虽然与大报相比，小报格调确实不高，但应当受责备的，仍然是大报”，“面对重大事件，大报一片死寂，小报的声音尽管微弱，听来却让人宽心”（145－14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