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了解三十年代林语堂文字生涯，读《中国新闻舆论史》都会有些惊讶。虽然书里也有很生动幽默的文字，但某些时刻它们真不够用，作者的情绪有些失控，显然没能转化为幽默，并且冲破了“学院式的作品”的藩篱，近乎直接地指控：“作为社会舆论的记录，至少从目前的表现看，它正在步某些现代西方独裁国家报业的后尘，走向堕落”（1页）；“就现代报刊的社会功能和存在价值而言，中国报刊在作为人民代言人方面，进步得异常缓慢。这首先应归咎于袁世凯的统治。其次，应归咎于1927年后反常的政治环境。在作为人民的耳目喉舌方面，当代报刊的作用甚至无法与公元200年时的议政相比”（82页）；“如果把报刊作为舆论表达、自由而不带偏见地传播消息的公器，以这样的高标准来衡量的话，当前从1911年开始的报业，看来正在一步步地倒退。”这里面的缘故，林语堂稍有说明：“清末，由于清政府的统治已经处于强弩之末，所以革命前的新闻事业还是有所建树的；相应的，由于‘共和’政府的统治能力比清廷强大得多，在自由公正地向公众提供信息和教育方面，这一时期的新闻事业就比以前差得远了。”（118－119页）听过上面这些，再回头读《前言》开篇不久的这段文字，似乎不是正言若反的幽默，而是愤懑的危言了：“每天消费一百万份充满着宣传和官方误导的报纸，没有一份可以表达受伤害者的感情，这样的国民有何开心可言？不管发行量有多大，除非人们在受到伤害时有喊叫出来的自由，否则谈论新闻自由就是笑话。这种喊痛的自由，现在只有动物世界才有，受到教化的人类却无缘享受了。”（2页）

　　这些抑制不住喷射的火焰，与林语堂同时标榜的文学趣味，非常不合调。宁树藩先生在译本序中注意及此，且作了很好的分析，但有一点，说这书“抒发己见，影响群众”，“对现实斗争”起到“重大作用”（《序》4页），我不那么同意。值得玩味的是，林语堂的激奋，是在另外一种语言（英语）中表达出来的。除了十里洋场上能读外文的人士和那些隔岸观火的洋人，当时或许就没有多少人能读到这些声音吧？

　　我不想讨论这一事实，对了解林语堂本人的写作乃至人生姿态具有如何的意义；更想提及的倒是，现代中国的双语乃至多语环境，构成意义表达的空前复杂，时下对此的估计还远远不够。如果不限于严格的语言学意义上的界定，那么中文、西文、日文之间固然可以构成双语或多语的背景，旧体诗文与白话文字之间何尝不可以刻画出情感、理念表达的分歧和紧张？当然，这里已经不允许就此再饶舌了，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