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为什么，读着卡夫卡的《城堡》，我脑海里总是会浮现出一个东方哲人的身影，耳边会出现这位东方哲人的声音。他的名字叫鲁迅。熟悉鲁迅的人都知道，类似卡夫卡那样孤独而又痛苦的人生体验，同样像毒蛇一样纠缠过鲁迅。所不同的似乎是，在卡夫卡那里，是为无路通达目标而苦恼，在鲁迅那里，是为失去目标而苦恼。鲁迅说：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他确确实实一直在走着，但有时候这种走路又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彷徨而已，正如他给他的一个作品集定的名字。战士的彷徨必然是因为找不到行动的理由，失去了行动的目标。在一篇寓言式的文章《过客》中，鲁迅表达了失去行动目标的迷茫：

    “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

    “但是，那是坟。”

    “走完了坟之后呢?”

    “那我可不知道，我没有走过。”

    真正的不同在于，卡夫卡在虚无的压迫下痛苦地呻吟着，而鲁迅却勇敢地承担起了虚无。鲁迅虽然时时遭遇虚无之蛇的啮咬，然而他仍不愿放弃对于希望的希望。他重复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一句痛苦的自慰：“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第二次重复这句话时，他希望从中听到渺茫的希望的余音。

    其实，鲁迅与卡夫卡的相通之处还不仅仅如此。卡夫卡有一种深刻的忏悔意识，面对这个世界的恶，他说：“我们都应该受到责难，因为我们都参与了这个犯罪行动”。鲁迅则通过狂人之口说，“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有了四千年吃人的履历的我，当初虽然不知道，现在明白，难见真的人”。卡夫卡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以他的失望来恶化病人的处境，所以我的涂鸦应该销毁。”鲁迅也说，“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卡夫卡与鲁迅，表面上看来很难联系在一起的两个名字，一个西方，一个东方，一个颓废的犬儒主义者，一个忠实的现实主义者，一个被讥为懦夫，一个被誉为战士。然而，他们却同时被怀疑论思想所纠缠。外在的鲜明反差，使得这种深层的相通尤为发人深思。

    极度的夸张与极度的真实

    梦幻和现实的融合，是卡夫卡最惯用的一种创作方法，也是卡夫卡最具个性的艺术风格。这种手法与艺术风格同样在《城堡》这部作品中呈现了出来。

    就《城堡》这部小说的许多情节而言，具有很强的超现实性，有些地方近似荒诞。比如，城堡始终如同一片空洞虚无的幻景，明明矗立在那里，却无法接近；巴纳巴斯是克拉姆的信使，然而他又似乎从来没见过克拉姆，他总是带给K一些搁了好些日子，失去时效的信；K好不容易从信使巴纳巴斯那里得到克拉姆的一封与自己有关的信，信的内容却居然是赞赏K及其助手的测量工作，而他们的工作根本就没有开始；就是克拉姆本人，也是一个飘忽不定的人物，在村人心中，他有种种被想象出来的面目，却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关于他的任何事情。这一切，使读这部作品的读者仿佛经历着一场可怕的梦靥。

    然而，整部小说的细节又是高度真实的。卡夫卡有着惊人的叙事才能，这使得《城堡》这部小说人物语言高度个性化，人物活动的场景十分具体，人物的动力、行为、表情十分生动。这种写小说的功夫，只有在一些现实主义大师如巴尔扎克、福楼拜等人那里才具备，许多现代主义小说家是不愿这样写作也不具备这样写作的功力的。在小说评论家的词汇中，有一个概念叫“佯谬”。这个概念几乎是专为卡夫卡而创造的，它的意思是情节的高度夸张与细节的高度真实之间一种奇妙的结合。

    正是这种极度的夸张与极度的真实的鲜明对比，使卡夫卡的小说产生了一种别人无法企及的艺术效果。可以试想一下，明明是一个噩梦，却如同亲历的一个生活场景，人是具体的人，事件在沿着生活的逻辑发展，一个物件、一个动作、一个表情都真实得让你无法怀疑，你想从中逃出来都不可能，这样的噩梦将怎样地令人毛骨悚然，惊心动魄。

    而这，正是卡夫卡小说的艺术魅力所在。

    （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