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末，一份叫《万象》的杂志诞生了，据说它跟四十年代的同名杂志有着某种精神上的密承，不过今天新一代谁会买账，没有真功夫休想吸引大家。《万象》凭什么呢？坦白说，《万象》这样的小杂志，只能凭文章。倒过来说，真有了好文章，杂志还怕没人看？雅而低调的编排和精而谦虚的配图都只是想赶走一些粗鲁的错位读者。
    好文章谈何容易？编过杂志的人都知道，一是要有好作者，二是要确保好作者把他最好最用心的东西交给你，而不是在应酬你，或把轮回投胎多次的掺水仓货塞给你。另外，编杂志最大的满足之一，是发现新写手，往往，是这些新写手成就了一份杂志的特色。
    我们这些嗜看杂志的人，就是这样一期一期地看《万象》的文章，渐渐意识到《万象》特有之味，竟多是散发自一些之前我们不太熟悉的作者的文章。
    其中一个作者是巴宇特。
    巴宇特一出手就不像新人，可能只是个新笔名，或长期养在深闺里秘密练功未为人知，或是年纪轻轻却有着老灵魂，可能三者都是，总之是高手。后来，我知道这是位女性，长期在美国大学里教书，父辈可说是往来无白丁。
    难怪巴宇特的文章，带着美国《纽约客》之类杂志的神韵，文字优美却浅白简洁，纹理丰富却畅顺好读，含资讯量固然要高，观点却不能像说教而是要举重若轻的不言而喻。杂志式的长文章是一种特殊的写作，其实是很讲究形式感的，有人说写作是没法教的，有些作者自然懂，有些永远抓不到。
    文集里的文章除了最后一篇外都曾在《万象》发表，多从某一个文本开始，小说、传记、散文、画册、芭蕾舞剧、电影、电视节目，然后引入上下文情境和作者生平，抽丝剥茧，旁征博引，用学院的说法大概是一种普及的新历史主义的进路，既是休闲阅读也是对读者的补课。
    巴宇特谈到的文本，有些是我看过的，如《我们这群怪物：我的波西米亚的美国》、《善恶园中的子夜》、《当我们曾是孤儿的时候》、《恋爱中的莎士比亚》，不过，巴宇特的文章总能加深我的理解。
    那些我没看过的文本，读了巴宇特的评价后，我也有冲动去追看，如血腥莎剧改编的血腥电影《泰特斯》、迷离的三十年代德文小说《阿里与尼诺的故事》。巴宇特唯一打动不了我去看的是美国电视真人秀《幸存者》。
    巴宇特写的多是欧美文本，不过其中有好几个是涉及中国的，如中国作家虹影已被译成多种文字的小说《K》。巴宇特很敏锐地指出，“《K》若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出了什么补充，那么这个补充恰恰是在于虹影创造了一位内涵丰富的外国人”——布鲁姆斯伯里的第二代朱利安·贝尔。
    当然，巴宇特笔下的美国女作家项美丽更声色味俱全。这名三四十年代纵横中国文化江湖(包括香港)的女人，能不让人想入非非？虽然，今天在中国混的各国女人肯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可是我大概也与许多《万象》读者一样，喜欢通过文字沉溺在上世纪某个褪色的时空。
    那篇对美国的中国历史学家史景迁的长访问也很有瞄头。巴宇特挑拨地问：“你的理论前提与福柯、萨义德有什么不同？”勾起史景迁一大段话：“我不认为存在着一个全面的、涵盖一切的世界观。我不认为有一个统一的‘西方’……即便以最宽泛的方式来界定‘外国帝国主义’，我也找不到某种一贯的特征……令我感兴趣的是西方对中国发表意见的人并没有处于一种高高在上、意欲征服中国的位置，相反他们经常对于中国文化表示敬畏……如果说一定要在西方对于中国的反响寻找一贯性的主题，那么这个主题只能以敬畏、崇拜，甚至恐惧来描述……我不知道你是否可以说这是东方主义的反面。因为这里是西方人害怕中国人的注视，不是中国人在西方人的注视下丧失人性。”
    我们谈异国文化，要细、要准确。巴宇特的文章够细、够准确。 
    我有个作家朋友曾说过，外国、外国，是不是有个国家叫外国？我也烦一些人整天说国外这样那样，不管他们是说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哪来一个“国外”？粗枝大叶的说法，或许好听，但肯定不可信。 
    我一般可以忍耐很多人的泛泛之论，但有时候也想听听真知灼见。谈到英美当代人文精英文化，听巴宇特我比较放心。 

                                                  2005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