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许多研究者已经指出的，列文这个人物具有很强的托尔斯泰自传色彩，托尔斯泰把自己对生命、社会、信仰等问题的困惑和探索全都赋予了列文。不只是列文的结婚过程、家庭幸福具有作家本人经历的影子，而且在日常生活和精神探求的很多细节上，他们也是具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托尔斯泰也一样曾在对生活感到厌恶的时候，把猎枪锁在柜子里，以防在绝望时开枪自杀；他也跟列文一样，曾经穿着粗糙的农夫大褂，躬耕于田野。托尔斯泰曾经在一张纸上记录了他要探索的六个“不明白的问题”：1、）为什么要生？2、）我的生存以及所有别的人的生存的原因何在？3、）我的生存和别人的生存有何目的？4、）我内心里感觉到的善与恶的分离有何意义，为什么会有这种分离？5、）我该怎样生活？6、）死是什么——我如何才能拯救自己？在小说里，托尔斯泰通过列文表达了他被这些问题困扰的精神状态和苦苦求索。列文经常思考自己是什么人，活着为了什么。别人告诉他：“活着不是为了欲望，而是为了上帝。”他就思考：“为了什么样的上帝？”特别是面对死亡，他发现：“在人人面前，在他面前，除了痛苦、死亡和永远被忘却以外别无他物。”“他决定再不能这样活下去，要么把生命解释清楚，使它不至成为魔鬼的恶毒嘲笑，要么开枪自杀。” 

　　在某种程度上，《安娜·卡列尼娜》堪称是托尔斯泰一生中的一座宏伟的中转站。在筑造了这座大型车站之后，他的精神困惑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而回答那六个“不明白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他之后三十年生活的意义和任务。据说，在他的写字桌上一度除了《圣经》和神学论文之外，竟别无他物。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只是为了从内心的虚无主义手中“挽救”自己，为无意义的生存找到一种有价值的意义。像小说中的列文一样，托尔斯泰最终走向了“福音书”；他感到必须按其本义来诠释 “福音书”，向所有人传播这个依据“福音书”的基督教。于是，原来属于个人的忧虑不安的问题：“我为什么生活，我该怎么生活？”在他那里逐渐变成了向全人类提出的一项要求：“你们该这样生活！”（参见茨威格《托尔斯泰——宗教和社会思想家》）在现实生活中，托尔斯泰也是处处致力于使自己的私人生活符合他的理论：为了不杀害动物，他放弃了钟爱的狩猎活动，据食一切肉类食物，因为其前提是虐杀生物；他把他写作的稿费收入汇划给他的家属或捐作慈善用途；他亲手给自己钉鞋底，穿粗糙的农夫大褂，在田野劳动。尤其是，他甚至想把属于自己的土地转交给农民。这一切在他后期的一系列著作中均有充分的体现，如《忏悔录》、《我们究竟应当怎么办？》、《我们时代的奴隶制》、《谁向谁学习写作，是农家子弟向我们，还是我们向农家子弟》、《伊凡·伊利奇的死》、《复活》、《谢尔基神父》、《我们心中的天国》等。然而，托尔斯泰的最终结果却完全没有小说中的列文那么幸运。列文为生命、信仰等问题苦闷的时候，还有一个尊重——尽管并不完全理解——他的妻子吉娣，而且他最后在对他人、对生命的关爱中获得了内心的宁静。但是托尔斯泰的周围却没有人相信他过的是一种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最后，存在于他自己的信念和他对周围的反感之间的强烈对比再也让他无法忍受，在1910年一个暗沉沉的秋夜，八十二岁高龄的他毅然离开了自己的家，不久即病倒在一个名叫阿斯塔波瓦的小火车站，并在一张陌生的床上与病魔争斗了七天后，辞世而去。 

　　托尔斯泰的这种辞世方式不能不让人联想到安娜·卡列尼娜赴死的经过。19世纪出现的新生事物——铁路和火车站，不仅与他创造的小说人物结下生命攸关的联系，而且与他本人的最后结局也神秘地结合在了一起。 
　　　　 
　　                                              2009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