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用了不少的篇幅来讨论信任，以及信任赖以存在的社会网络，并把它们视为“社会资本”，是因为信任是一种简化社会复杂性的重要机制，它帮助人们通过冒险来简化生活。更因为它对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有着重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政治生活方面。信任不仅是政权的正当性（Legitimacy，也译作“实质合法性”）的心理基础，还对政治制度的实际运行发挥着不可小视的支持作用。这一点，我们通过“输入-输出”的政治系统模型做了简要的分析，还没有展开对它们之间关系的深入讨论。

    在这一点上，查尔斯·蒂利曾经对帕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江西人民出版社）做了批评。他认为，帕特南在每一个论证的结尾处都出现了理论上的滑坡——他证明了信任可以促进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参与：参与率越高，政府效率（制度绩效）越高。但帕特南把较有效率的政府解释为较为民主的政府则是错的。在民主与信任之间的因果联系上，帕特南也没有告诉我们更多的东西（《民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蒂利的批评有一定道理，不过我认为，与其说帕特南在信任问题上所说甚少，不如说他或多或少忽略了信任的另一面，那就是“不信任”。这直接导致他的论证不那么严密。社会资本与政治体系不是一个简单的联结关系，首先社会资本要经过一定程度的改造，例如解散和整合过去相互隔离的社会网络，创造新的适应政治体系的社会网络等。毫无疑问，伴随这些过程，新的信任在产生，新的不信任也在生成。

    不信任不是“无信任”，也不仅是信任的反面。正如卢曼所言，它还是信任在“功能上的等价物”（《信任》，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和信任一样，不信任也是一种简化机制，并与信任一起发挥作用。事实上人人都清楚，没有彻底意义上的信任，当然，也没有完全意义上的不信任。人们在付出信任时往往以不信任作为前提——通常是一些事先声明的条件和防范性的准则。西方人讲“好的篱笆造就好的邻居”，中国人说“亲兄弟，明算账”、“先小人，后君子”等，讲的都是信任与不信任之间的微妙关系。

    有意思的是，就像两家人之间的篱笆那样，与信任相比，不信任好像更容易辨识。这可能是因为它总会表现出来的拒绝、紧张、焦虑以及消极。然而更有意思的是，我们可以通过可辨的不信任来确认自己付出信任是不是荒唐之举。卢曼说：“对整体的信任，决定性地取决于关键时刻被削弱的信任以及插入的不信任。”这听起来有些复杂，但不难理解。就如我曾讲的那样，在大多数时候，整体性的信任不过是一种对诸多片段式的信任的归纳。完整无缺的、一次性付出的信任是靠不住的，最佳的方式是分别的、一小次一小次不那么冒风险地付出信任。这一点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格外重要——如果一个政府宣称它是民主政府，从而要求国民的信任，那么国民首先得跟这个政府达成一套基于不信任的规则，并要求双方都只能在这个框架内行事，如此才片段式地付出信任。

    假如人们预先达成了一系列的规则，嗣后的行为都在这一系列规则范围内进行，那么这些规则就叫做“宪法”（constitution）（《同意的计算》，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从信任与不信任的关系问题出发，我们已经接近了一个过去尚未涉足的领域，那就是以宪法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宪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