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克纳所谓的“公正”，也许就是只有受过苦的人才配享有爱和幸福。也许正是这种“公正”才使他写书执意采取如此辛苦的方式。

　　这个世界上最困难的工作也许就是种地，在扛麻袋和锄草之间我永远会选择扛麻袋，在思考哲学问题和捉虫子之间我一定选择思考哲学问题。我有一个同学很小就立下志气“饿死不种地”，我还有一个朋友，很早就弃学去种地。当他第一次出来打工的时候，正赶上是个夏天，最高气温高达41℃，在烈日暴晒之下扛了一天铁管，晚上回到工棚，我问他： “感觉如何？”他说：“这活真轻快还有得吃。”对一些农民来说，这辈子的最大希望就是脱离他的工作，而不是脱离农村生活。
　　福克纳老爹的一生大部分生活在美国南方的牛津小镇，他一再声称自己是一个乡下人。确实，他是一个道地的乡下人，虽然不种地，但他的小说，写起来却很像“种地”。他总是把他写的故事当作是一块田，一遍又一遍地刨啊耧啊翻啊锄啊的侍弄它。这在写作上就表现为，通过众人之口翻来覆去地讲同一个故事。他用这种方法写了《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去吧，摩西》、《押沙龙，押沙龙》等等，其他长篇里的情节也都是他以前短篇里写过的东西。这种方法最需要毅力和专注力。如果你认为这是偷懒，那你就完全不明白什么叫写作。一遍一遍的重写是最让人受不了的活，也是作家真正的苦役。也许在文坛上只有福克纳老爹才最有资格说自己是“乡下人”，而其他作家则配不上此种荣誉。汉姆生的名作《大地的成果》也正是赞颂这种荣誉的。
　　虽然说这种写作类似于种地，但毕竟还不是种地，真正的种地得不到任何荣誉（有时真是连吃的也得不到）。福克纳老爹和汉姆生大叔虽然乐于表现这种荣誉，我想他们也只能承认自己干不了，也许正是承认自己干不了才让他们写出这种书（凡高也一样）。福克纳和汉姆生都是生于农村，在土地上劳作、从土地里收取食物就是使命，只有完成自己这种使命才能得到、才配得到幸福的观念在他们心里根深蒂固，《圣经》也说“唯劳作者才得食”。因此，写作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较易完成的替代，也是一种赎罪的形式，他们只有写出来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至少，他们不用为自己对种地的逃避而感到过意不去。
　　这不光是一种使命，也是一种公正。在这本《野棕榈》里，福克纳通过夏洛特之口就说出了这样一种观念：“如果确实存在痛苦这种东西，如果我们之中有谁受过痛苦，我们之中有谁生来就够坚强，就配享有爱和遭受这种痛苦。或许我想说的是公正。”
　　福克纳所谓的“公正”，我理解为，只有受过苦的人才配享有爱和幸福。也许正是这种“公正”才使他写书执意采取如此辛苦的方式。
　　福克纳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正处于内外交困的时期，既失了恋又受了背伤，这是他的第十部长篇。这些书为他获得了荣誉，但是却没有多少读者，出版过的书也在市面上消失了。既没有人谈论，也没有人再去阅读。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是很难受的。所以他要写一本新书，一定要写。在他心里，写作就是种地，地一年不种就会荒，来年再种就种不了，种了也打不上粮。写作对他来说也一样，一旦闲下来不写，他就觉得要失去写作能力。
　　《野棕榈》写得很流畅，看起来他没有按他的老方法一遍一遍地去翻地。写的是两个不着边的故事，这两个故事虽不是同一个故事，却有一种对应。就好像以前他的写作是一遍一遍地种地，而这次，却是写一遍种地，写一遍收割。因此，这样对应的写故事，其实仍然相当于写同一个故事。《野棕榈》的故事，是关于两个男人的。第一个男人，被一个无视社会无视爱情、只保留原始情欲的女人夏洛特卷进一条无法退却的生活之“河”。在这条“河”中，福克纳一点一点地拔掉他生命之桶的塞子，让他一再泄气、失望、想不开，逼迫他步步为营又逐渐瓦解他的耐性。另一个故事里的男人，却与此相反，他是一个罪犯，因为发大水奉命救人，而不得不与一个女人一起待了一个多月。而在这条真正的河中，福克纳一次一次唤醒他的人性，让他一再鼓起勇气、燃起希望、心境坦荡，赋予他自由又执意送他回监狱。
　　其实这两种人在福克纳的小说中是一再出现的。《喧哗与骚动》里的昆丁与杰生也是这样，一个把生活弄得凄惨悲凉，受到点打击就失望，对纯结的历史、消逝的时间念念不忘；另一个则无论做什么都生机勃勃，找到点机会就扑上去，不管它是不是很无耻很屈辱很龌龊。汉姆生的《大地的成果》里也有这么两种人，一种不安于现状、希翼自由，老是想逃避，追求的不是用手去找粮食，而是用眼用耳去寻找“美妙的感觉”；另一种安于现状，努力生活，不妥协，努力在生养的土地上扎下根。要说福克纳对前者采取的是否定态度，这没错，但是你不能因此就说，他就没有过那种希望。那种希望人人都有，关键在于如何对待它，是尽量克制，思考它战胜它，是让你得到幸福以后享用它时能心安理得觉得自己配得上，还是放纵自我，追逐它跟随它。说到底，福克纳写的这两种人其实都是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