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利率”的利与弊
    
    卢梭说过：市场是天生自由的，但是各国各地的市场都有自己的一套框架。全球化使全世界各市场形成一张比较完整的网，然而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每个国家的政府都只关注本国的利益，而不一定关心本国事件对世界其余国家的影响。所以流动性、杠杆作用、贪婪和恐慌汇合在一起，形成了惊世骇俗的金融风暴。
    
    日本是战后时期第一个经历了资产负债泡沫和通货紧缩的重要经济体。在政府大规模注资刺激经济、17年以上的通货紧缩和低增长之后，日本用占GDP195%的公共债务泡沫替代了股市和房市泡沫，但是仍然没有解决许多结构性问题。由于提高利率会造成债务市场突然崩溃以及使日元进一步受到压力，所以要把财政状况合理地维持下去，只有执行零利率政策。
    
    而今日本的零利率政策在美国如法炮制，也许其他国家也会迅速跟进。日本从其艰辛的经历中懂得了，当你把货币价格定为零时，则经济中所有其他的调整都需要通过其他价格(例如汇率)来量化。现在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执行独立的货币政策而不用实施某种汇率管制。因为大量的利差交易将从任何把提高利率作为货币政策内容之一的尝试中获取利差。
    
    零利率政策对汇率政策的影响很大。我们正在走进一个未知的海域，因为如果人人都想利用灵活的汇率把经济调整的成本转嫁给邻国的话，那么全世界将会落入完全像20世纪30年代时候那样的通货紧缩陷阱。
    
    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政府会不会重蹈日本的覆辙——同样利用零利率和政府财政注资等手段，使经济再通胀到旧模式去?我们能否整治这样那样的扭曲现象，或者我们是否应当采取什么措施推行新模式?
    
    我推测，2008年的商品泡沫是目前“为增长而增长”模式受到环境制约的第一个需要重视的迹象。这种泡沫的威力与澳大利亚旱灾对全球粮价的影响一样严重。如果发生持久的旱灾，就像公元9世纪致使马雅文明走向衰弱的长期旱灾一样，那么全球粮价又将如何?全球变暖带来的好年景已经忽悠了我们，以为良好的气候条件会永远存在，就像人们以为股价和房价将一直上涨那样。
    
    治理危机面临挑战
    
    关于制度在本国和全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的争论，关键在于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之间复杂的影响上。
    
    正如最近经合组织(OECD)对现代化政府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我们都希望有一个公开、透明、易于接近和可以咨询的政府，敢于承担责任并能对民意作出积极反应。当前危机的一个结果是，在银行国有化和对行业进行援助之后，亚洲各国政府和西方国家政府之间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现在所有的政府都变成主权财富基金，掌握着本国经济重要部门的所有权。
    
    剩下的分歧是人们需要市场强化型政府呢，还是政府强化型的市场?例如，亚洲总是采用后一种模式。正是亚洲公司追求发展和市场份额的动力，驱使它们提高杠杆率和依赖向外围借款。亚洲各国政府支持公司的这种动力，从而为此付出了代价。西方国家政府不愿限制银行系统追求市场发展的动力，这同样使本国经济遭到过度的杠杆作用和风险。

    曼瑟·奥尔森(哈佛大学博士)说，发展是不同既得利益集团之间协商的结果，这是绝对正确。早期资本密集型开放战略使亚洲精英分子获益匪浅，并且促进了发展，创造了就业。与此同时，大部分发展是以牺牲环境以及退休和社会保障资金不足为代价才得到的。随着亚洲各经济体的成熟以及社会的繁荣和前景更加以中产阶级为本，对开放、透明度、环境保护的可持续性、服务质量和社会选择的需求变得更加多样和复杂。亚洲的制度必须变革，以适应全球化时代、技术和知识社会的发展。
    
    因此，亚洲需要进行一系列第二代的改革，管理好该地区从中等收入经济体向较高收入经济体的过渡，在全球事务中与欧洲和美洲一起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不会受控于哪一类市场参与者。
    
    更重要的是，我们应当建立新的公正的、环境上可持续的社会及相关的金融系统，激励机制需要重建，以便改变社会价值观念，使之包含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更长远地考虑问题。
    
    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和我们衡量生活质量的方式的变革将有很大的不同。目前对收入和财富的量化方法，对于改善生活质量来说，也是极其不充分的。许多新兴市场的GDP热已经导致了资产泡沫、巨大浪费和效率低下，而且造成环境遭到大规模破坏。说到底，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是治理危机。金融危机证明了，金融工程创造不出永久的繁荣。长期可持续的稳定要靠在公司、金融和社会层面上的良好治理。
    
    现在亚洲已经作为第三种力量在世界上崛起，但是亚洲如何全球化以及亚洲如何影响世界将肯定会引起竞争与合作的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决定世界走向。当亚洲各经济体靠自己力量成为经济强国时，如果下一次再发生危机，那就不能归咎于别人，唯有责怪自己了。
    
    （摘自《十年轮回：从亚洲到全球的金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