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俊：（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
    在他们这辈作家里面，朱文颖是个对写作有着自觉性的作家。有的作家可能凭借惯性，或者比较随意的一种写作。但朱文颖不是。首先，题材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在这个年龄的作家里面，确实是相当少见的。特别是以前的中短篇。她的自觉性还表现在另一点上，就《高跟鞋》我和她做过一次对话。发现她对于周围作家的写作，包括王安忆的写作，都有一种像批评家一样的研究功夫。她还注意到很多细节的东西。叙述的细节,文字的细节。这些都是考验一个作家功力的地方。而朱文颖对这一点非常注重。就《水姻缘》和《高跟鞋》来看，我发现在《水姻缘》的叙述上，朱文颖小说的叙述节奏要比《高跟鞋》做得更加老道，更加精致。小说的技巧性更加成熟。到《水姻缘》为止，如果纯粹从技术上来分析，朱文颖可能达到一种境界，一种高度。如果只看《高跟鞋》，还会更多地注意她的小说在叙述中出现的一些缺陷的地方，粗的地方。但《水姻缘》叙述的成熟度与以前则不能相提并论。在她同年龄的作家里面很难做到。现在谈海派文化，大家注重大都市的状态。朱文颖的小说叙述不像一种都市形态的小说。我觉得，至少从《水姻缘》来看，她的叙述以及文字的掌握力，有些得王安忆的神韵。从故事本身的形态来看，我注意到，朱文颖说过，《水姻缘》相对《高跟鞋》，对人的坚硬的一面，冷翘的一面，描写得更多。这点确实和张爱玲有点相似。但光从文字看，与王安忆更接近，这可能与朱文颖一直研究王安忆作品有关。

    葛红兵：（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
    我觉得朱文颖是个海派作家。虽然她生活在苏州。苏州还有个作家，荆歌，荆歌很像南京作家。他和韩东、朱文、王大进这批很像。朱文颖是非常不像江苏作家的。我们应该把她划归到海派的氛围来。朱文颖从血缘上应该算是上海人。上海文化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江南文化的传承，士大夫的水气的阴柔的文化，比如说现在上海人生活中的一些要素，讲究细节，很穷的时候也会把家里安置得很好。吃很讲究，穿也很讲究。如果我们去北方就会发现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部分，我们讲上海的商业文化主要是外来的，比如我们讲要造世界第一高楼。朱文颖对上海文化根部的前一个东西发掘得特别深。这次《水姻缘》是个进步。她找到了自己的根。苏州文化的水意、庙观、曲径回廊、美人靠，还有吃。这使她一下子从７０年代作家中脱出来了。我觉得现在可以证明，朱文颖可能是７０年代生女作家中最有才华的一个。７０年代生女作家中，现在绝大多数而是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自恋型写作。脱不开自己的眼光，作品里总有个自己，然后自己很爱自己。代表就是卫慧这样一种写作。第二种，则层次再稍微高些，棉棉。她不自恋，自虐。把自己写得很残酷。第三种，朱文颖这样一种，她已经超越了性别视角、我的视角。做到了不自恋，也不自虐。冷静地看待男女性别。在《高跟鞋》中还没有完全显露这种东西，在《水姻缘》里她超越了。她不仅对女性心理描写细腻，细节的描写深入非常扎实，她对男性心理的描写也非常扎实。
    一个年轻女作家做到这点是非常不容易的。年轻女作家写作自难穿越两种东西，一种是自我的视角，感情视角很难穿越。第二个则是到文化的视角。我非常赞同今天这个题目：从上海文化的角度来谈谈朱文颖。《水姻缘》中朱文颖已经触及到了上海文化与江南文化结合起来的这样一种东西，它是功利的。比如《水姻缘》中写的爱情。情感是第二位的，把婚姻关系以及婚姻关系中附带的利害关系写得非常深刻。这可能就是海派文化中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海派文化中一种是妓女文化，另一种就是小市民文化，把情感放在第二位的，不是西方式的浪漫爱的。看人世特别冷静。我觉得朱文颖这个东西做得很好。她已经在两个方面完成了超越：女性的视角与文化的视角。她成了一种有根的写作。我们看到《水姻缘》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文本。《高跟鞋》还是一个简单的文本，骨子里还太软。《水姻缘》已经硬起来了，里面有两三根线索。第一个是爱情故事，第二个是拍电影的故事，第三个则是深深隐藏在城市深处的、我们几乎已经快要忘记了的文化传统。但它深深影响着这个城市的人的性格。
    最后我要说的是她达到了对于人性理解的一个新的高度，这在７０年代生女作家中非常少见。卫慧、棉棉都是非常表层的都市写作，而深深扎根到生活里面去的，可能《水姻缘》是７０年代生作家中的一个标志。批判现实主义的风格已经非常展露出来。这和朱文颖创作中长期的路数有关系。在早期作品，如《浮生》、《重瞳》中她已经有一些非常自觉的想法。要把旗袍、评弹这些东西拉进来，因为她就生活在这些东西里面，而拉进来以后，她不要这些东西的表层，不要团花锦簇的，巴洛克的这种东西，她要这里面的骨子。正是这种东西，把她带向了人物性格的深层。当然现在朱文颖的写作还是有欠缺。在骨子里构筑扎扎实实的故事叙述方面还有距离。在朱文颖这个年龄，应该可以写出轰轰烈烈的故事、生生死死的爱情。写人性很美好的东西，生死不弃的爱情。不应该那么冷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