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春风文艺出版社、上海作协《上海文学》编辑部联合主办的“海派文化与小说创作——朱文颖小说研讨会”于2002年3月15日在上海市作家协会小礼堂召开。来自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文学》编辑部、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苏州大学等近二十位作家、文学批评家与会，就有关朱文颖小说及70年代生作家的创作问题进行了广泛而热烈地讨论,会议的主要发言内容如下：

    王安忆：（上海作协主席）
    朱文颖的小说从短篇我就开始注意了。我觉得她是他们这代人中比较好的一个。看了《水姻缘》。我觉得她有一个地方特别好。我总觉得现在的年轻一代人，有时候走在街上，总觉得他们特别相像。我觉得是一种工业化时代的产物。他们的穿着、发型、化妆，都使他们非常相像，而且生活方式也是这样子。有时候我就会想，这些年轻人的父母是做什么的。这么想的话，就会觉得他们是有所区别的。他们本身的故事都是非常潮流化的，只有和他们的父母联系在一起，你才会觉得他们各有各的故事。我觉得朱文颖的《水姻缘》给我的感觉，就是她写了这些标准化面孔的后面的东西。就是他们父母一代人的东西。或者我们叫它草根性，或者叫烟火气。我觉得这是我对她作品感兴趣的一点。
    还有，我觉得《水姻缘》有个比较好的地方，我觉得她看生活、看世界、看爱情，还有看年轻人的人性很冷静，有些批判现实主义的，不粉饰。不像现在流行的文化，把现在的生活描写得很梦幻，尤其在我们这个时代，充满了一种第三世界的现代化梦想。把自己想像成一个现代化地球村里的国际化公民。朱文颖不是，我觉得她非常冷静地在看人在这种环境里面所受到的制约，以及他们最后的命运走向下坡。这些我都觉得是个年轻的作家很可贵的地方。而有时候好的和不好的会在一起。看完《水姻缘》后，我心里有个想法。现在我看一些年轻人写的东西，比如毕飞宇写的《玉米》、《玉秀》，我就觉得这些年轻人，他们对人性还有没有理想？这是我感到非常困惑的一点。但我也知道，事实上，这种状况也是八十年代我们这辈人所种下来的果实。好像我们总是在承认人性的合理性，现实的合理性，我们已经忘记了人应该是怎么样的，这世界应该是怎么样的。现在年轻人的写作中，这种东西特别强烈。他们看人性觉得都对，都是有道理的，他的罪恶也好，堕落也好，他的一切东西都是对的。但问题在于，我们还有没有人性的理想呢？

    赵长天：（上海作协副主席、《萌芽》主编）
    我看朱文颖的小说主要是前几年的短篇，当时就发在９６、９７年的《萌芽》杂志上。朱文颖小说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有点特别，和当时我在《萌芽》看到的别的作者的作品有些不一样。我觉得她的短篇作品里面，本身所反映的题材就比人家广阔，比如说，她写流浪艺人。一般的，年轻女作家不太会去涉及流浪艺人这样的题材，大部分人写的，就是这个年龄、这个身份的人的生活，就是自己这一类人的生活。我看得多的大部分就是这样。一看就是和她自己的生活非常接近非常像的。但朱文颖观察的东西，她所描写的事物比较广泛，每篇之间都有比较大的区别，并不是都很相似的东西。就这一点来看，我觉得朱文颖具有一种作家的比较好的素质。因为如果一个作家只会写自己的生活，那我想，这个作家可能不是最优秀的作家。好的作家肯定是会把视角观察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去的。我觉得《高跟鞋》在语言上又有了很大很大的区别。朱文颖的变化非常大。这个语言和朱文颖短篇时的语言差别非常大。这个语言比过去要平实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