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翔：（《上海文学》副主编）
    从去年开始，《上海文学》就想召开一个有关青年作家的作品讨论会。五年前，杂志和媒体联手推出了一批七十年代后出生的作家，五年过去了，这些作家的创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也出现了很多分化。当时七十年代作家被媒体宣传后形成了一些热点，这些热点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其实这批作家的创作在当时就存在很多不同。更何况五年过去后，这些作家的创作产生很大变化，更加主动关心整个社会的现实存在，对人的描写更深入，写作风格也更成熟，呈现多样化状态。《上海文学》这几年发表了大量的青年作家的作品，特别有很多江苏的青年作家，他们的创作风格都不一样，都很有特色。所以这次春风文艺出版社提出和我们联合举办朱文颖小说作品讨论会，我们就很有兴趣。希望通过朱文颖这样一个个案，大家来进行一些讨论。我们也比较认同今天春风文艺出版社提出的这个议题：海派文化，其实也就是城市文化。从历史上来看，上海和苏州就有很深的文化渊源。最后，我们讨论的目的还在于一个城市写作。这几年我们《上海文学》也比较关注城市写作，但城市写作在于小说这个题材来说，它一直碰到很多难题，也是很有讨论意义的课题，比如说城市的叙述，对于城市的了解和认识，特别是今天在全球化语境下的这样一座城市，它为我们提供了哪些东西，哪些经验，在表现时作为小说来说，它的艺术积累和艺术表现手法，等等。这些问题一直存在，今天通过朱文颖这个个案，特别是最近她出了两个长篇，放在春风“红月亮”系列。“红月亮”打出的旗号是爱情小说，其实朱文颖小说还不能简单地用爱情小说来形容，她的作品里面还有更复杂、更深的文化内涵。今天我们请了些上海的青年评论家，他们平时对青年作家、城市文化都很有兴趣，还有陈子善先生，他一直从事历史上海派文化的研究。而且有个关于上海城市文化调查研究的工程正在启动，我们都可以具体地深入地谈一谈。

    罗岗（华东师大中文系副教授）
    看了《水姻缘》，我有一个感受。因为我最近正在看另一位香港女作家黄碧云的小说，黄碧云是香港一位非常出色的作家。我觉得这两者之间可能有某些相通的地方。其实所有的作家、或者说女性作家都会面临一个问题，好像这也是个很时髦的话题，就是女性作家如何来处理她和一座城市的关系。应该看得出来，朱文颖小说的变化是蛮大的，特别是在《水姻缘》里面，她相当自觉地在进行一种追求，这种追求特别体现在语言上。在某种程度上，她把方言，或者说苏白，或者说上海话，把它融注到小说的语言里去，来尝试是否能找到一种新的语言表达方式。我想到黄碧云最近的两部小说，一部叫《烈女图》，一部叫《无爱记》，这两部小说里面，她都有一个很有趣的探索，她尝试把粤语和广东话融合在一起，来找到一种新的表达方式。而且这种表达方式会给她的作品重新带来一种历史感，非常明显地呈现出了，一个女性作家和她所生活的这个城市的关系。由此想到，朱文颖在《水姻缘》里面，把苏白或者上海话融合进去。用苏白写小说，一百年前就有了，《海上花烈传》就是部方言小说。这是个比较极端的例子。所以张爱玲想做个国语本的《海上花烈传》，因为好多人看不懂。但通过语言而把城市的历史带入文本，确实是种探索，《水姻缘》就是这样的探索。现在年轻作家出来后，都要处理一个问题，原来是写和自己身份相关的东西，过渡到处理和历史相关的关系。我觉得前阵时间李洱的《花腔》，在这方面也作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探索。朱文颖的《水姻缘》，通过她在语言上有意识地探索，我想也能表现出这种探索。

    王光东：（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
    谈海派文化、城市文化这样一个大问题，很难。我谈一下读完《水姻缘》后的一种感觉。我觉得朱文颖这个小说在两个方面写得不错。第一，她能用传神的笔法把人物写活。人物感觉非常真切。特别是写到在一个城市里面，外部的文化影响到这个城市的时候，这些人物的性格、行为方式的变化。看起来好像写得非常平淡，但内部的张力，我还是觉得有些空间值得我们去解释。第二，朱文颖对于人物心理的把握非常好，非常真切，给人极深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