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主要的象征，就是那个男孩和那条河。哈克是那个时代美国向西部推进的力量，不仅与残留在北美洲的欧洲传统决裂，更与那些烦琐的文明决裂。他是个有点自负的人，但又是可靠的。他年轻，就像库珀的皮袜子和福克纳的艾克一样，是抵制文明中罪恶的人物。他们从不像一般人理应的那样，生活在文明其间。对于这样一个人，一个完全悲剧的结尾并不合适。而_个美满的结尾也不合适。尘世的成就，家庭的美满他都配不上，而一个彻底悲剧性的结局也会把他贬到那种让人怜悯的角色的程度。他的存在是一种独立不羁，在对欧洲价值观加以嘲弄的同时，也对美国人自己的价值观提出疑问。什么是“开拓精神”，什么是“竞争意识”，什么又是“事业进取心”。在那个奔走忙碌的时代，他简直代表的是一群游手好闲的人。在渴望致富和充满竞争的国家，他只需要糊口的自然状态，便足以振作精神追求自己的自由和满足。你不要想在社交宴会或是任何正式场合遇见他，那是适合汤姆·索亚这类回归社会、皈依文明的“好”孩子的场合。他既不属于学校，也不属于少管所。就像载着他的大河一密西西比河一样，这个男孩因此没有开始，没有结束，没存一种人的终身生涯。书的结尾，他最终消失在印第安人区，离开了我们的视野，却永存所有读者的脑海中，恐怕就是他最好的结局。
    可以说1876年的《汤姆·索亚历险记》和《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完全区别于马克·吐温之前逗笑闹腾的作品，它们蕴涵着作者更多真切、深沉、矛盾的感情和思想。“构成了马克·吐温创作史上无与伦比的巅峰期，使他成为了‘美国文学中的林肯’”。这些巨著凝结着一个现实主义的、爱幻想的、爱嘲讽的、神话般的却也是悲剧性的马克·吐温的灵魂。不过无论何时，作为靠幽默起家的巨匠，马克·吐温创作中的“精灵”——一种融洽的幽默感始终不可能消失。只是在跨过了1876年后，他顽皮而活泼的笑容背后才渐渐掺杂上了一种低沉而不可忽视的悲哀。这是和拉伯雷、塞万提斯、莫里哀等巨匠一样的色彩。拉伯雷在夸张的幽默中沉思默想，塞万提斯在追寻旧日西班牙荒诞的骑士功业里为进步和真理斗争。现在马克·吐温也同样进入了他写作的成熟阶段。他的后半生作品几乎都有一种倾向悲哀而不陷于忧郁的笑容。他用激昂的言辞赞颂贞德，但却把她的结局写得极为悲怆。他用笑脸背后尖锐的讽刺，去评判赫德菜堡的各色居民，但最后还是用人的良心把那对老夫妇逼上绝路。在那双作为幽默家闪烁逗趣的眼睛之后，是一位哲学家，更是人文主义者在观察着世间百态。
    很多人认为马克·吐温的后半生，由于不幸的个人境况，他陷入了愤世嫉俗的状态，所以对美国的现状连同人的“本性”指摘非难尤甚。但其实早在19世纪80年代，马克·吐温就已经痛斥过人是“不知羞耻的动物”。他也曾和爱默生、惠特曼一样，心中拥有一个美丽的“美国梦”，相信“美洲新大陆是上帝创建新天堂的地方，是建立新的教会和新的共和国的新世界”，认为新兴的美国，特别是经过南北战争洗礼后的美国应该是独立、自由、平等的崭新国家。但1876年后，毫无疑问马克·吐温对陷入帝国主义前夜的祖国感到失望而悲哀，同时他还痛楚地注视着普通美国人的所作所为，发现他们不仅缺乏捍卫自己的勇气，还仿效上层压迫者的恶行。他同情他们，也为他们哀叹。所以作家的后半生并非厌弃一切，而是在自己的作品里试图找回一个勇敢自尊、泰然自若、胸襟坦白的人和国家，从汤姆·索亚到哈克贝利，从傻瓜威尔逊又到贞德。他的笔直到最后一刻都没有停止。
    有些东西甚至比星星还要不朽，
    有些东西甚至比光辉的木星存在得更久，
    比太阳或任何环绕转动着的卫星，
    或光芒闪耀的贝里亚特斯姐妹星群，存在得还要长久。
    而对于我们这些后世的读者来说，这个终日把自己笼罩在香烟云雾中的奇特作家，他的作品带着他永远爱笑、爱嘲弄的天性’，给我们以信念、力量与警示。透过层层烟雾，从密西西比河上的汽轮到佛罗伦萨的别墅，从淘金矿工肮脏的工作服到牛津大学黑红色的博士礼服，从年轻时的穷困到中年的殷实，又到59岁时的倾家荡产，背上重重债务。这是一个人多么艰辛的历程。当生命的最后，马克·吐温告诉女儿说，“让我舒舒服服地去，这将是我最好的礼物”时，他嘴边的那抹笑意，却在生命边缘，驱散了这个老人传奇一生中所有的苦难，穿透了灵魂蕴含着的震撼世界的力量。
    时至今日，这个美国人的幽默带着无数读者的笑容依旧在穿越着时间和空间。因为这种笑容带着心灵觉醒的力量，记录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自身最真实的东西。它承认挫折，承认某些徒劳无益。它坦率地面对丑恶与虚伪，毫不掩饰对真实和自由的追寻，即使这一切也许只是存在于幻景中的出路。但就像惠特曼在诗中说的一样：
    如果你一时找不到我，请不要灰心丧气。
    一处找不到再到别处去找，
    我总在某个地方等候着你。
    那么就让我们在笑声中上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