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多年的农村插队生活后，知青共同的心愿就是上调。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而是因为他们真正了解到如果他们不回去，单靠天天劳动，是不能养活自己的。

    我插队所在的砂锅寨是方圆二三十里最富裕的寨子，每天要跋山涉水，挑粪、挑灰、耙田、犁田、进洞挖煤。我身边有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的典型积极生产队，从早干到晚，每天有8分钱，是有名的“邮票队”。之所以被称作“邮票队”，是因为“文革”期间，中国所有的邮票票值都是八分钱。

    1973年，毛主席收到了李庆霖写来的信。信中反映知青下乡中的诸多问题。毛主席作了“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的回复。而“文革”结束，思想松动，果然铸成了知识青年雪崩般的回归浪潮。云南西双版纳的知青回城潮、新疆阿克苏事件更是将回归浪潮推上了最高点。幸运的是当时党中央和国家领导重新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传统，开始认识到这个问题必须解决。

    1975年，我当时正在耕读小学教书，师范院校来招生，有三大招生优待政策，特别优待上海知青中当了民办教师的人。我的条件都符合，但我没有报名。因为我当时在小学教书，我走了，200个学生就没有老师了。不过，更主要的是这个小学校课表是我排的，我有很大的自由。比如，下午我可以排一些其他农村老师也能教的体育、劳动、自修课，而我就能腾出时间写小说。可以说我是有些私心的。为了能够写小说，我选择了留下来。

    第二次机会我也没有要。当时复旦大学到贵州招生，成绩只要求190分。我已经出了三本书了，招生的老师对我说只要你写一篇作文，我们把分数打得高些，其他五门分数加起来你还不用达到90分。我婉辞了他们的好意。那时我正在写《蹉跎岁月》。

    我的情况和大多数知青不同。《蹉跎岁月》完成后，1979年10月，我被调到了贵州省作家协会，就这样，我在满脑子只有出书的情况下离开了农村。我连出了3本书，稿费是每千字2元至5元不等，总共拿到了400元。实事求是地说，我是1700万知识青年中运气较好的。

    我真正回到上海是在1990年，是在上海领导关心下才调回的。当时贵州也想挽留我。后来我获知当时贵州领导曾有这样的表示:如果本人坚决要走，也不要硬卡。再加上我母亲年事已高，我便再次争取，终于得以调回上海。

    当历史翻过一页之后

    不能回城的，只能留下；回了城的，也面临着重新融入城市生活的新问题。80年代初有一篇名为《粪桶》的文章，说的是北京仅有的几只粪桶都是由回城找不到工作的知青负责清理。这篇文章反映的返城知青的生活窘境有一定的代表性。而前两年北京一位报告文学作家，跑到延安，专门访问了目前还留在延安的知识青年。那一份报告，我看了都触目惊心。报告里说到，留在延安的，受到延安各级政府关照的，从事的几乎就是两个职业:一个是看大门，还有一个是烧锅炉。为什么？“知识青年”无非是当时的初中生、高中生，在当今讲究学历的时代，他们毫无竞争力。

    前年我插队的修文县县长到上海，要我找20位曾经在修文县插队的知青，一起聚聚。我选了各个层次的知青，有当教授的、有普通职工、有下岗的，也有回来找不到工作的。座谈后要吃饭时，有两个知青说，今天的菜很好，贵州的茅台酒很香，但是抱歉我们不能吃了，要去上班了。之后才知道一个是酒店保安，还有一个在机关值夜班，看门。

    我有一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在《孽债》中，我写到过他。他从延边插队回来，因为妈妈在电影院工作，回城顶替后就在电影院管理冷气设备，他管得很好。读书的时候我就形容他，除了热水瓶的胆坏了不能修以外，他什么都能修。就是这样一个聪明人，现在却下岗了。年前我们知青聚会，我问他在做什么？他说电影院不景气，他下岗了，现在管理空调，一个月1500块，他已经很满足了。我说这不像话，那个老总我认识，我去和他说。他说，你千万不要说，这个工作很不好找，我这个年龄，人家看到我就说，老伯伯，你怎么还来找工作，你叫你孩子来找吧。他再能干人家不要他，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知青的困境。当初我写的小说叫《孽债》，大家只从故事层面来理解，其实这是从整整一代人的命运来写的，我们的债并没有还清。

    实事求是地说，尽管出了一些干部，出了一些人才，大量回城知青还是在普普通通的劳动岗位上。

    人们曾用各种字眼来形容上山下乡那段岁月，但一提到知青题材，人们脑海中的第一印象恐怕还是“蹉跎岁月”四字。《蹉跎岁月》、《孽债》为何长久地受读者、观众欢迎？——我写的只是几个知青故事，反映的却是我们整整一代人。

    当历史翻过一页之后，再回首，无论是《蹉跎岁月》，抑或是《孽债》，之所以分别被写进了中国文学史，被写进了中国电视史，至少它反映了1700万知识青年的命运，反映了中国历史上曾经有1700万人的一段历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