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看到英国《卫报》的一篇综论当下中国音乐状况的文章，标题为“两千万钢琴演奏者的国度”，心中顿生莫名的反感。“两千万”真不是一个虚夸的数字，很可能实际数字更为惊人。从我的个人感受来说，我宁愿把这个数字交给中国足球，那也许可以产生更直接更实在的结果。毕竟，属于运动项目的诉求，成功与否，过程都比较单纯，尽管足球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比较不单纯了。 

　　新中国一直在不断地诞生钢琴家，半个世纪前的荣耀可以享用至今，彼时获得的奖牌直到昨天还在放射余光；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师承在中国已经繁衍出一代又一代子孙。进入新的世纪以来，郎朗、李云迪在全球视野中横空出世之时，傅聪、刘诗昆、殷承宗、鲍蕙荞们仍然具有本土票房价值，他们对民众的影响力肯定超过对“音乐爱好者”这样一个相对狭小的群体。发生在中国的特殊现象是，即便这两类钢琴家在当下艺术质量方面有泾渭分明的界限，他们却能一致成为广大“琴童”的偶像。 

　　一旦成为数量高于两千万琴童及其“家长”的偶像，意味着丰富的可支配资源在握。于是这些“偶像”钢琴家或频繁举行以广大琴童及其家长为主要听众群的“廉价”音乐会，或做起琴行和“钢琴城”的老板，或开办钢琴学校海量招徒，或成为钢琴品牌的“代言人”，与如此规模相比，做几个学生的钢琴老师，即便收费再高，恐怕也是“小巫见大巫”，没什么脸红亏心的。 

　　在我所接触的琴童及其家长当中，立志成为未来钢琴家的实属凤毛麟角，只因大量残酷事实证明，走上这样一条专业之路实乃“不归路”。中国特色的“天才”成长之路充满了“孤注一掷”的悲壮，不仅需要“钱堆”(对于普通收入的家庭来说可以做到“倾家荡产”)，还要付出至少一位家长的“全职陪护”，也就是说一位父亲或者一位母亲必须舍弃自己的一切，还可能包括和另一半的两地分居。不过这些尚属于主观选择，下定决心就可以去做。不在自己控制范围之内的不可测因素是老师这边，老师身后是学校，从音乐学院的附小、附中到大学，每一步都像过独木桥，只能横下一条心闯过去，其“闯”过去的代价真是又惨重又复杂。 

　　那些不敢或自知不能成为钢琴家的琴童们为什么要学钢琴呢？仍然是“凤毛麟角”表示自己愿学，绝大多数系受家长逼迫。为什么逼迫呢？答案当然令人欣慰，可以提高孩子的素质修养，培养孩子的反应能力或智力。我当然也接触过大量为了这些理由而学钢琴的孩子，却发现他们除了每周或两周上一节质量并不高的课以及付出可怜的一点时间练习外，对音乐几乎没感觉，完全不关心与音乐有关的事务，当然也不大可能去有意识地听哪怕只是钢琴的录音。他们也许会偶尔出席音乐会，这样的音乐会鲜有高水平的，大多因为票价便宜或来自老师的推荐。我在许多钢琴独奏会上都可以看到一群茫然无所适从的儿童，他们在家长的陪伴下显得极其焦躁甚至不耐烦地发出各种声音，成为音乐会观众席上非常碍眼的景象。 

　　我已经很怕在中国出席钢琴独奏会了，因为在这里可以体验到中国钢琴生态的形形色色的活灵活现。如果是郎朗或李云迪的音乐会，琴童们就会像面对神祇一样，或者说像IT业的小屁孩见到比尔·盖茨或丁磊、张朝阳们一般，基本上属于“教主崇拜”一类。我在听这样的音乐会过程中常常会质问自己：我为什么要听这样的音乐会？我要在这里听到什么？但是最可怕的音乐会是真正大师的音乐会，因为真正的大师在中国琴童脑子里往往“名不见经传”，两千万人中有绝大多数连施纳贝尔、里赫特、吉列尔斯、米凯朗杰利都不知道，当然他们知道的作曲家及作品都很有限。 

　　先举一个两年前的例子，钢琴大师陈宏宽终于来北京开音乐会了，因为他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的背景，琴童成为当晚中山音乐堂的观众主体。那个晚上无疑让陈宏宽教授非常伤心，他在嘈杂如集市的环境里没有发挥出最佳状态，而一心想见识陈大师精湛琴艺的听众也只能带着糟糕的心情失望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