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慕克: 很多人写过伊斯坦布尔，比如福楼拜。因为那时候，伊斯坦布尔是最接近东方的城市。19世纪50年代，蒸汽船得到了发展，欧洲人坐船六个礼拜就能到达伊斯坦布尔，以前要走几个月。记者来到伊斯坦布尔，找的都是同一个向导，向导会说法语，把每个西方人都领到同一个地方参观，记者再回国写出报道。有趣的是，第一个记者来到伊斯坦布尔，然后在报纸上写下自己的见闻，读报纸的人感叹：“这么好玩！我要去！”于是他们去那里找了同一个向导、参观了同样的地方，又感叹说：“这个我见过！在报纸上见过！”描写伊斯坦布尔的东方文学多少就是这么回事：作者会注意自己的国家没有的东西。比如在伊斯坦布尔，每家后院都有墓地，死者埋在家人附近。

　　东方早报: 但从上世纪中叶开始，这种想像力就中断了。

　　帕慕克: 因为奥斯曼帝国萎缩成了土耳其共和国，共和国热衷于仿效欧洲，结果就变得不再有趣了。

　　东方早报: 你很喜欢19世纪的文学传统，现在很多人认为现实主义已经过时了，但你的第一部小说《塞夫德特和他的儿子们》其实很有19世纪的风格。

　　帕慕克: 自然主义或现实主义在19世纪是个文学运动，但即便是实验性的、后现代的、超现实的写作中，也充满了现实主义。我想象不出完全超现实的小说是什么样的。阅读快感来自故事，故事则源自现实。有种叫科幻小说的东西，我不是很喜欢，它明显不是现实主义，但是其中有现实主义的形式。艺术如此深刻、复杂，有人喜欢看电影，有人喜欢画画，至于我，非常想写现实，此外还有那些感动人心的故事，当然还想说我身处的生活和文化，再有就是我想叙述深刻的故事，而不是肤浅的故事，关于文化、人生的意义的故事。

　　“我要比我写的人物幸运”

　　东方早报: 一年中你有很长一段时间在纽约居住、教书，那你将来有计划用英语写作吗？

　　帕慕克: 有人问我是不是用英文写，我说不是，我用土耳其文写，但我尝试过用英语写了几篇文章，来说明我的英文也不坏。我是个土耳其人，我当然只用土耳其文写作。

　　东方早报: 你认为区分东、西方，区别不同文化，危险且没有必要，但许多民族和国家都坚持自己的文化，甚至因此而产生许多冲突，你觉得你在文化上是不是理想主义者？

　　帕慕克: 我觉得这不是理想主义，所有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但同时也想要获取新东西。你知道自己的国家需要些新东西，这个新的东西可以是现代主义，也可以是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可能有人会觉得你是个理想主义者，但实际上你只是现实主义者而已，你觉得你的国家出了岔子，需要改革、革命或其他什么运动来加以纠正。我想强调这点：你觉得我是个理想主义者，也许没错，但我不是什么英雄人物，我是个普通人，想得到生活中的快乐。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不是个政治人物，没有政治纲领，也没有写那方面的书。

　　东方早报: 有人觉得你远离普通大众，因为土耳其还是有着深厚的宗教传统，而你不信教。你会对自己的身份问题感到困惑吗？

　　帕慕克: 我确实不信教，但土耳其人不仅仅关心宗教，他们还有经济、政治生活。这不是我的两难，而是书里人物的两难。他是个土耳其人，想成为土耳其人中的一员，但他又不希望像其他人那样信仰宗教。我要比我写的人物幸运，我生活快乐，没有像他那样被人射杀。

　　东方早报: 有一段时期有人要暗杀你，你那时候害怕吗？

　　帕慕克:当然害怕，但警察和政府都给我派了保镖。如果有人要让我坐牢或杀死我，我会出去避避风头，但之后就会回来。我说了我有保镖。

　　东方早报: 那是因为你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吗？我想更大的国际影响力可能会让你更安全些。

　　帕慕克: 你觉得诺贝尔奖有防弹功能？来射我的人看见奖章掉头就走？在土耳其，有些疯子不受政府控制，他们想射你就射你，才不管你有没有诺贝尔奖呢。

　　东方早报:但有些土耳其人确实恨你，比如民族主义者。

　　帕慕克: 因为他们妒忌我，特别是男人。我也知道女人间相互妒忌，但那是另一种妒忌。男人想获得力量，想成为大人物，如果有人超过他们，他们就恨他。你提到了民族主义者，其实是种族主义者。

　　东方早报: 尽管土耳其正努力成为欧盟一员，但目前在这个问题上欧盟还有分歧，你觉得失望吗？

　　帕慕克: 我感觉很失望，但这不是土耳其的错。向世界展示一个伊斯兰国家也可以很现代，并能加入欧盟，这是好事，但这至今还没有发生。

　　东方早报:离开中国后，你会去哪里？纽约、伊斯坦布尔还是印度？

　　帕慕克:这是我的秘密，不会对你们媒体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