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学界请出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与他对谈。5月17日，帕慕克和大江健三郎一同来到名古屋的同朋大学，参加名为“21世纪的创造”的文学论坛。在此，帕慕克特别讲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谷崎润一郎，并称后者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作家之一。而陀氏和谷崎均在年轻时吸收了西方文化，但各自以不同方式批判了西方。 

    文学全球化 

　　帕慕克在北京表示，小说艺术本是欧洲的发明，现在则用于全世界，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人们把自己的传统和文化注入其中。在如今的经济全球化出现以前至少一百年，文学便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全球化。 

　　现在，文学的全球化又搭上了经济全球化的快车，行遍世界，让帕慕克这样一个五年前还不为中国人所知的土耳其人成了有史以来最畅销的土耳其作家。来自世纪文景公司的数据显示，仅其小说《我的名字叫红》一部，便在中国销出了30万册。他的几乎所有主要作品，包括小说和非小说，都已经或即将出版中译本。在近年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帕慕克受欢迎的程度令人惊奇不已。 

　　5月17日，在名古屋，大江当面赞扬了帕慕克“精细而微妙地处理政治主题”的能力。但帕慕克5月22日在中国社科院谈及这一话题时说，“与许多人认为的不同，小说家的政治观点与他所从属的社会、政党以及团体并无关系——与他对任何政治事业的奉献也不相关。小说家的政治观点来自他的想像，来自他将自己想像为他人的能力。这种力量不仅使得他能够去探索从未被言说的人类现实——这使他成为那些不能为自己说话的人的代言人，他们的愤怒从未被倾听，他们的话语曾被压抑。”这是小说家的独特能力所在，或许也因此成为他们的天然职责。 

　　这篇名为《在卡尔斯和法兰克福》的演讲，本是2005年秋他获德国书业和平奖时在法兰克福的致辞，在中国虽是一稿两读，但仍不减其启迪意义。他谈到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者，指出其心理根源在于“一种非常深刻而又混乱的情感”，即“耻辱”。 

　　“当我试图理解这种耻辱，我总是把它与它的对立面——自豪联系起来。”他说，“我们知道，只要有太多的自豪，每当人们太过自豪，总会有耻辱和屈辱的幽灵在游荡。因为，无论在哪里，只要人们深感屈辱，我们就会看到自豪的民族主义出现。我的小说正是取材于这些黑暗的素材，这些耻辱、这些自豪、这些愤怒，还有这些挫败感。” 

　　他深刻地理解了这种复杂而又深藏的集体潜意识。这也是他作品灵感的源泉，以及他之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广受称道的重要原因所在。正如德国书业和平奖在授奖辞中对他的赞扬：“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任何作家，可以像奥尔罕·帕慕克那样，探究西方在东方，以及东方在西方所留下的历史足迹。” 

　　“事实上，我反对区分东西方。我很高兴能同时属于两个世界，”5月21日，帕慕克在北京宣称，“土耳其的民族主义者批评我不属于土耳其的传统，而是个美国的后现代主义者。但我是土耳其人。我是东方与西方幸福的结合体，只有政客才会把单一的身份加在土耳其人身上。我们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 

　　读者现在高兴地看到，帕慕克所面临的三大威胁如今已大为缓解。一个月前，土耳其议会经过彻夜辩论，通过了支持政府修改刑法301条款的决议，该条款正是帕慕克等多位土耳其作家因侮辱国格而被告上法庭的重要依据；一个密谋行刺帕慕克等人的右翼黑帮也在今年3月被土耳其警方破获；至于评论家的质疑，正如帕慕克本人对读书报所说，他已经用更努力的工作，和一本600页的新书做出了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