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先生还指出，黎先生的《细说》是深入浅出，切合于大众阅读的通俗性历史读物。他的讲史，全都是对各个朝代的历史事实与现象，透过其表面而洞察其底蕴，并探明其彼此间的相互关系，有了融会贯通的理解，然后才笔之于书的。黎先生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乃全是出于他的素养，绝不是临阵磨枪，寻掇捃摭而得来的，所以才能这样的左右逢源，曲汇旁通。邓先生举例说，《细说元朝》的第一节《源远流长》，共占用了二十来页的篇幅，成为各本细说中最长的一篇，每一个能体会到元朝的历史最难读，也最难写，最难细说的人，在读过这一节以后，必然会感觉到，它绝非是等闲之辈，即一般编写《中国通史》的人所能写得出来的。它的写成，乃是作者为了考明蒙古族的族源，不但取证于正史中的《魏书》、《北史》、《旧五代史》、《辽史》、《宋史》、《金史》、《元史》和《新元史》，还取证于杂史中的《黑鞑事略》、明初所译《元朝秘史》和现代学者改译的《蒙古秘史》，以及波斯人所著《集史》，还参考了王国维和法国伯希和诸人的论文，用宏而取精，最后则折衷于作者自己，而定其取舍从违，对读者都是有较强的说服力的。而作者把见于《辽史》中的“谟葛失”这一似是人名的三个字，断定为：“谟葛”是“蒙兀”与“萌古”的异写，“失”与《新唐书·突厥传》的“设”相同，意思是“君长”。邓先生认为这更是作者发前人所未发的一个创见，而这个创见是极其正确的。

    的确，黎东方讲史既对史实的考求，极下功夫，于典章制度、地理沿革等方面亦常能根据需要细加阐述，又能融史识于其中，洞悉历史的规律，提出自己的观点。同时注意解答历史之谜和民间传说，并放弃了“编、章、节”的论述式结构，而以一个一个并列的话题一路铺展的方式抓住听众，以生动活泼的语言进行讲述。可以说，黎东方讲史是“史”、“识”、“趣”的较好结合。

    三、

    以“史”、“识”、“趣”结合的要求品读时下诸公之讲史，则其短长颇有可议者。

    前辈学者、老友盛巽昌，文史专家，著述甚富，而其近年的兴趣焦点，则是《三国演义》和三国史，已经和即将出版的相关著作有五六种之多，其中用功最深的，当推刚刚面世的《三国演义补证本》。若论更合潮流，因而更能引起广大读者的注意，则当推《品三国匡正》。

    《三国演义》，古人著作，还有什么可以用力的？不然。大家都知道，《三国演义》主要脱胎于《三国志》，作为一部由讲史而来的文学作品，又允许其不同于《三国志》。但是盛巽昌先生认为，文学创造和虚构固然是可以的，误用和歪曲则是不可以的，也是没有必要的，如果使用更准确的资料，一点也不会影响《三国演义》的文学价值，也许还能增强其彩色，于是就有了通过长时间收集、比对、梳理、考证而得到的一项大成果《三国演义补证本》，以历史的眼光，运用大量史料，逐回逐段地过滤《三国演义》一书，从而沟通文史，辨析虚实，写下了1000余条“补证”文字，每一条都是一篇内容扎实、饶有兴味的短文。

    有扎扎实实的《三国演义补证本》为底子，再来审视当下讲三国史者之准确与否，自是驾轻就熟，且常能鞭辟入里。特别是如有有意无意地将《三国演义》的移植、发明和文学演绎掺杂进历史的做法，盛公一眼就能看出。

    近年易中天先生的《品三国》行世，出了大名，事涉当行，老盛技痒难熬，写出了《品三国匡正》一稿，共提出150个问题，其中上册的问题，除前已成文成书的48条以外，又发现22条，下册则有近80条。《品三国》上下册共四部48集，盛先生提出的问题，平均每篇有3个，可谓面广量大。老盛将其错误类型分为七个方面：演义移植、所释别有、断章取义、不见于史、嫁接欠妥、自圆其说、浅尝辄止。在我看来，老盛所提出的问题及其精心撰写的考证，绝大部分是令人信服的。承盛公慨予先睹为快，今仅就史实、官制、地理及若干特殊文句的理解等数端，结合笔者的查证和看法，并与《黎东方讲史》作比较，试析如次。

    四、

    易氏在史实方面出现的疏失最多，足有一百多处，原因是想当然和不经意间的渲染，顺势而下，不加推敲，或者误用了《三国演义》的描写。现略举数例。

    易氏说董卓进京，是氏族袁绍请进来的。大家都知道董卓是被何进招来的，袁绍只是在商议时出过主意而已，而且比较详细地描述袁绍所出的这一特大馊主意的，乃是《三国演义》，但即使在《三国演义》中，最后拍板让董卓进京的仍是何进，故易氏说董卓是由袁绍请进来的，难以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