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

    去钱乃荣教授家拜访的日子，正赶上他即将启程前往荷兰参加“中国和欧洲工业化：语言接触和认同”会议的前一天。这位一生和上海话结缘的老教授，坐在一堆手稿和多年来搜集的中外上海话著作中，为即将面世的三本著作作最后的审订工作。今年8月15日举行上海书展上，除了最近备受关注的《上海话大词典》外，钱乃荣的《上海方言》、《海派文化的十大经典流变》同时与读者见面。
    
    近年来，海派文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上海话大词典》却迟迟没能出现。面临上海话在传播中只能说不能写的窘境，钱乃荣教授开始了当时看来完全没有底的工作。
    
    编《上海话大词典》这项琐碎的工程，您没有让研究生帮忙一起弄吗？面对记者的提问，身为上海大学语言研究中心主任的钱教授道出了自己的苦衷，“我已经好多年都招不到热衷于阿拉上海闲话的研究生了。不仅是我们学校，复旦、华师大等都招不到这方面的研究生，越是发达的大城市，越招不到坚持研究本地语言的人。”
    
    “很奇怪的是一些身在海外或学理工科的年轻人，似乎比身在上海或文科毕业的同龄人更认同自己的母语，对上海话有着异乎寻常的感情。”钱教授告诉记者，“他们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用上海话Rap，用上海话写作，办上海话网站，他们或许不是那么严谨，但他们玩得那么开心，他们让上海话重现活力。”钱乃荣说他闲暇时会经常去逛上海闲话和吴语方言网站，跟年轻人“谈谈山海经”。他说：“香港八所大学，六所开设了上海话专业，‘第六代’导演贾樟柯一直使用山西演员和山西话拍电影，语言必须要在传播中不断创新才有生命力。”
    
    第二次采访钱乃荣，他已从荷兰回到上海。他十分激动地告诉记者，在荷兰的会议上，国家语委副主任李宇明作了“中国语言规划进入第三阶段——建设和谐的语言生活”的主题发言，提出了要“树立语言资源观念，珍爱人类的语言及其方言”，“通过功能规划使各种语言各按其位、各得其用、各展其长”。“这是多么重要的信息啊！”钱教授一再表示希望将这令人振奋的信息，通过本报传递出去。
    
    跟钱教授聊编词典的同时，记者的注意力也被另外一些东西吸引住了。时近黄昏，钱教授家书房里的那只老式唱机和那只怀旧的彩色玻璃台灯，在暗淡的光线中放射出旧时的光彩。这只唱机是一进门就看见的，如今的上海人家里，已经很难看到这种喇叭大大老式唱机了。
    
    终于，记者忍不住要求，“能不能用它放一放您收藏的那些宝贝？”钱教授低头一笑，“没问题啊！”他小心翼翼地拿出收藏多年的200多张78转老唱片，一一展示给我看。从上世纪30年代百代公司出版的黎锦晖词曲、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胜利公司出版周璇演唱的《特别快车》、黎莉莉演唱的《桃花江》，到第一代滑稽演员王无能、陆啸梧、徐卓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行的唱片都有。从小热爱上海、热爱上海话的钱乃荣，当然特别钟爱海派文化。收藏的不少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老歌、滑稽戏唱片，钱教授一遍遍听，久而久之都已经能唱能说。钱乃荣告诉记者，前两天上海著名的滑稽演员王汝刚的儿子来家里看他，见到这些货色，啧啧称奇，说“就连上海滑稽剧团的资料库里都不见得有！”
    
    对海派文化的喜爱，同时也加深了钱乃荣对沪语的认识。“你知道吗？第一、二代滑稽戏演员陆啸梧、江笑笑的滑稽戏里，很多都是讲苏州话的，但是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左右，就是以上海话为主、苏州话为辅了，由此可以看出，上海的滑稽其实受‘苏滩’的影响很大”，钱教授告诉记者，“方言研究，就是要从事实出发，用事实来说明问题。上海话紧紧扎根于海派文化之中，从中可见端倪。”
    
    说着，钱教授在众多老唱片里抽出一张“百代唱片”出品、周璇演唱的《何日君再来》，放进那只老式唱机中，拨动唱针的同时，“金嗓子”委婉动听的唱腔飘了出来，沙沙的黑胶老唱片隔着时空，却一下子将蛰伏着多少恨，多少爱，多少失落的往昔年代重现在眼前。
    
    除了老上海的流行歌曲、滑稽戏，钱教授的藏品还包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越剧演员施银花、筱丹桂、马璋花、姚水娟等的唱片和沪语唱片，和另外一些意想不到的藏品——花花绿绿的糖纸头。钱教授收藏的糖纸有厚厚几大本，糖纸面上有各生产厂家的名字，如伟多利、天明、冠生园、益民、大众；还写明糖果的种类，大多用的是西文的译名，如太妃（toffee）糖、牛轧（nougat）糖（又译成鸟结糖）、求是（juice）糖、白脱（butter）糖等等。钱教授告诉记者，上世纪50年代是糖纸头水准的高峰期，著名的连环画家戴敦邦、贺友直等，当初也曾加入设计糖纸头。作为商业文化的代表，这支奇葩开得如此鲜艳。上海书店出版社正在计划，在下半年为钱教授家的糖纸头出一本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