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戏代药》的书名的来历，以及这本书里面的文章本来发表在哪些报刊，我在序文中已经读过了。
    现在谈一谈1980年《以戏代药》出版后文艺界的反应。最先对我万分热情地予以肯定的是赵景深教授，他觉得采用这种形式写戏剧史，既不枯涩，也饶有趣味，虽然不够系统化，却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很难忘记。他的肯定使我很受鼓舞。
    另一位是早巳逝世的周捷，是丁锡满的同班同学，“文革”结束不久，我们就相识了。他在复旦时，最喜听蒋孔阳的课。此人正义感很强烈。
    不知什么原因，他对《以戏代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还写了评论，被收进了那一年的《戏剧年鉴》。
    此书在海外的影响更出乎我的意料。日本横滨市立大学教授波多野太郎长我八岁，既是我的良师，也是我的益友。他一直认为我在“文革”遭受长时期迫害、折磨而能活了下来，的确是从明代名医秦景明那里得到了启发。比较想得开。因此，他对联以戏代药》一书颇为关注。
    和老朋友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教授周策纵通信时，从未提到过这本小册子，他却来信主动向我索取。可惜当时我身边已无多余的了，没有能满足他的要求。
    最使我激动的是1987年的中国戏曲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的有一批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专家学者，居然有好几位和我谈论《以戏代药》。尤其德国的布海歌女士(H.Werle-Burgel)，她提交的论文是探讨中国传统戏曲与印度梵剧之异同。论文附了主要参考书目，书目中列了许地山、常任侠、郑振铎诸位的经典著作，拙著《以戏代药》居然也是其中之一。
    当然，这是一次难得的学术界盛会，我和布海歌在会议期间，又不止一次交流了对《以戏代药》的一些看法。
    海内外对《以戏代药》都感兴趣，书很快销售完了。苏晨一再来函来电，说准备再版。又说初版稿费少付了，也要补。很可能那时候，他已经作不了主，所以始终没有再版，也没有补付稿费。我猜测，他也遇到了其他方面的麻烦，就不再提了。现在上海远东出版社约我增补篇幅予以再版，无论对我对他，都是莫大的安慰啊！没有苏晨的倡议，根本就没有这本《以戏代药》了。
    当时，这些短文发表之后，有两篇得到了专家、学者们的订正或补充，尤其，、我认为《金瓶梅传奇》写得不好，后来看到有位前辈说起收进《古本戏曲丛刊》的《金瓶梅传奇》上、下卷来自不同的两部同名的作品，当然无法衔接而统一。我提到《板桥杂记》的作者余怀未被收进《明遗民录》，可能大节有亏。一位先生提醒我，类似《明遗民录》的书远不止一部，另一部为明遗民立传的书收录了余怀。我十分感谢他们的指正，为了对读者要负责起见，所以说明如上。
    1980年，《以戏代药》初版时，我写过一篇后记。忽忽已27年过去了，旧事丝毫没有忘怀，当年对“文革”那一场浩劫的愤慨则多少冲淡了一些。仔细想想，那篇后记中牢骚的话还是多了，就不用吧！出版社希望另写一篇新的，也有道理，于是就写了这一篇，无非谈了一些初版问世之后的情况，对于读者，也许有参考作用吧！

                                             蒋星煜
                                            2007年4月30日于梅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