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二年，斯坦贝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九六四年，获“总统自由奖章”，以表彰他在“和平时期的贡献”。他于一九六八年去世，去世后他的《书信集》等遗作相继出版。

    一九三七年秋，他跟随俄克拉何马州的农民流浪到加利福尼亚。他沿途见到流浪的农民处于绝境，感到非常震动：“有五千户人家快饿死了，不光是挨饿，是快饿死了”，“问题非常尖锐”。这时他觉得他过去写的书是“多么拙劣，多么渺小”。他要描写农民的悲剧，要为他们说话。这是他创作《愤怒的葡萄》的动机。
    《愤怒的葡萄》以经济危机时期中部各州农民破产、逃荒和斗争为背景。俄克拉何马和邻近的得克萨斯、堪萨斯、阿肯色各州的农民负债累累，土地被大公司没收，无家可归，只得向西迁移，想在加利福尼亚州寻找出路。但是，加利福尼亚州并不像宣传的那么美好，等待他们的仍然是失业、饥饿和困苦。那里的农场主利用过剩的劳力压低工资，各种地方势力又横加勒索和迫害。
    作者描写的乔德一家是其中的一户。这家人被“拖拉机”赶出祖祖辈辈耕种过的土地之后，将家中一切变卖掉，换来一辆破旧汽车，一家十三口人坐车向西逃荒。途中年老的相继去世，年轻的离散。到达加利福尼亚州时，一家只剩八口，处于贫穷无业的境地。
    小说突出描写这些破产农民的互助友爱的精神。互不相识的难民只要走在同一条逃荒路上，就有了共同的语言，就可以在同样困苦的人们中间得到支援和接济。作者通过人物的口强调说：“你如果遇到困难或者受了委屈，你就找穷人去。除了穷人，谁也帮不了你的忙。”这与奢侈的有产者扔出来的一点点布施有着本质的区别。
    斯坦贝克笔下的农民并不停留在互相支援这一点上。他们以切身的经历表现出阶级觉悟的提高，体会到团结战斗的重要。小说有三个人物形象显示出农民身上“闪着一股越来越强烈的怒火”。
    凯西是一个牧师，随乔德一家人流浪到加利福尼亚州。他在大批农民破产、逃难的形势下，思想发生变化。他口头上虽说“人人都有罪”，心里却感到这是一件连“自己都弄不明白的事情”。他代人受过、被捕入狱之后，懂得只有团结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他成了一个罢工组织者，教育新老工人团结起来，警惕资本家的分化瓦解。凯西虽然不久被警察打死，但他所宣传的道理、表现出来的英勇的行为使许多人受到教育。乔德便是其中之一。他因为不慎打死了人，蹲过监狱。出狱之后，他随家里人西迁，成了全家主要的劳动力。他性情耿直，见义勇为，敢于同欺压人的现象进行斗争。凯西被警察打死，他打死了那个警察。他经过几次斗争，总结出一条真理：“一个人并没有自己的灵魂，只是大灵魂的一部分”。最后他走上凯西的道路，表示“凡是有饥饿的人为了吃饭而斗争的地方，都有我在那里。凡是有警察打人的地方，都有我在那里……”。
    第三个人物形象是乔德的母亲，她是家庭的主妇，也是一家人的灵魂。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许多人发生动摇，她却始终满怀希望。她不仅照顾好家里人，而且从不拒绝别人的请求。她同意凯西随一家人逃难，帮助比他们更饥饿的邻居的孩子，表现出劳动妇女无私的高尚品质。这位劳动人民的母亲不仅善于体谅别人，而且具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她劝说乔德，不要单枪匹马去对付警察，要参加集体行动。乔德打死警察、准备外逃时，她坚决支持他的行动。她认为，穷人的路“越走越宽”，因为“我们干的事情，都是为了朝前走”。这个人物形象有血有肉，是本书写得最好的人物。
    斯坦贝克通过这三个人物形象充分地表现了从“我”到“我们”的主题，反映美国一代破产农民怎样向工人阶级转化。
    《愤怒的葡萄》出版之后，引起美国各州统治集团的恐慌。许多州禁止小说发行；有的议员出来指责；俄克拉何马州阻止电影公司去拍电影。
    有一个人还发表了一部小说，取名《快乐的葡萄》，内容是说一户流民初到加利福尼亚时生活很贫穷，后来银行给他们贷款，农场主欢迎他们，给他们土地，他们经过辛勤劳动，变得富裕起来。据说这是为了“揭穿”斯坦贝克的“谎言”。事实究竟怎样呢?据到那里去拍电影的人说，流浪农业工人的苦难远远超过斯坦贝克的描写。所以，《愤怒的葡萄》的内容是真实可信的，它的积极影响并不因为抵制、禁读、诬蔑而消失。
    《愤怒的葡萄》也是左翼文学一部重要的作品。左翼文学是美国本世纪三十年代的文学主流。一般说，凡是反映了当时群众斗争的作品，都属于左翼文学之列，包括党员作家和像斯坦贝克那样的非党作家的作品。迈克尔·高尔德的《没有钱的犹太人》(1930)、亨利·罗思的《称它为睡眠》 (1935)、多斯·帕索斯的《美国》三部曲(1930—1936)、詹姆斯·法雷尔的《斯达兹·朗尼根》三部曲(1932—1935)和理查·赖特的《土生子》 (1940)，分别反映了二三十年代犹太人、工人和黑人的斗争。斯坦贝克以其切身的生活经历描写了经济危机期间广大农民的苦难和斗争，代表了左翼文学一个重要的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