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愤怒的葡萄》可以列入三十年代左翼文学的范围，不等于说斯坦贝克是一位无产阶级作家。斯坦贝克同情破产的农民，支持他们团结起来，为改善自己的处境而斗争，但是他把主要责任推在州政府的身上，并且把州政府与联邦政府对立起来，借用人物的口赞扬联邦政府的收容所，说那里“有洗澡间和热水”，“没有警察”，“大伙儿自己当警察” ，因此，流浪的农业工人“喜欢这个地方，大家在一起过得挺好”。
    作者把联邦政府的收容所理想化，是由于他不懂得造成广大农民破产、流浪的不是个别的农场主，不是警察，也不是个别政府官员，而是维护少数人剥削多数人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正是这个制度给了大公司侵占、没收个体农民土地的权利。在这种背景下，如果联邦政府多办一些收容所，农民的处境会得到根本的改善吗?退一步讲，即使这些收容所能容纳上百万破产的农民，这也不是劳动人民应该容忍的生活条件。斯坦贝克目睹这些惨状后，曾向政府提出给农民“分配小块田地”、“确定工资标准”和“不准镇压”等三项要求，但是资本主义农业的现代化是以牺牲广大个体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根本不讲什么人道，所以，这些要求无法实现。如果书中描写的那些农民能够各自占有“小块田地”，他们又何苦流浪?他们破产了，流离失所，也就是说，劳动力过剩，超过市场的需要，这就不可能“确定工资标准”。斯坦贝克的本意无疑是善良的，真诚的，出自人道主义的同情，但他的解决办法是调和的，妥协的。正如有一位批评家所说：“仔细读来，《愤怒的葡萄》的中心意思是要求有产阶级放规矩一些，聪明一些。它不是要工人阶级改变自己的状况。”(彼得·里斯卡著《约翰·斯坦贝克的广阔世界》)或者如另一位所指出的：在斯坦贝克看来，“解决的办法不是革命，而是爱和谅解。”(J.R.布赖厄编《美国现代文学十六家》) 
    在艺术风格方面，《愤怒的葡萄》不同于作者的早期作品，它没有那么浓厚的泥土气息，却满怀同情和愤慨，充分地、真实地写出一个饥馑的三十年代，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作者所擅长的抒情描写变成激情洋溢的文字，在强烈的对照中见出义愤： 

    腐烂的气息弥漫了全国。
    咖啡在船上当燃料烧。玉米被人烧来取暖，火倒是很旺。把土豆大量地抛到河里，岸上还派人看守着，不让饥饿的人前来打捞。把猪宰杀了埋起来，让它烂掉，渗入地里。
    这里有一种无处投诉的罪行。这里有一种眼泪不足以象征的悲哀。这里有一种绝大的失败，足以使我们一切的成就都垮台。肥沃的土地，笔直的一排一排的树，坚实的树干，成熟的果实，全都完蛋了。患糙皮病快死的孩子们非死不可，因为农场老板得不到橙子的利润。验尸员在验尸证书上必须填上“营养不良致死”，因为食物只好任其腐烂，非强制着使它腐烂不可。
    人们拿了网来，在河里打捞土豆，看守的入便把他们拦住；人们开了破汽车来拾取抛弃了的橙子，但是火油却已经浇上了。于是人们静静地站着，眼看着土豆顺水漂流，听着惨叫的猪被人在干水沟里杀掉，用生石灰掩埋起来，眼看着堆积成山的橙子坍下去，变成一片腐烂的泥浆；于是人民的眼睛里看到了一场失败；饥饿的人眼里闪着一股越来越强烈的怒火。

    一九六二年，斯坦贝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授奖者赞扬他“通过现实主义的、富于想像的创作，表现出蕴含同情的幽默和对社会的敏锐的观察。”这一评语点出了《愤怒的葡萄》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