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回，马尔罗问梅纽因：君于音乐所常感受者为何事？梅答曰：“乡思（Nostalgia）。欧洲音乐钜作莫非忆恋失去之乐园而歌也。”（钱锺书先生译文）。这句话正好说出我一口气读完李文俊先生《天凉好个秋》后的感受。我爱这本“回忆随想曲”，因为里面没有一句假大空套话，没有“罗生门”式的自我炒作，记载的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作者在上海法租界里度过的童年岁月，由于我也有类似的经历，因此读来更觉字字亲切、句句朴实。正如作者引用布莱克的诗中说的，你往往能从一粒沙子、一朵野花里窥见整个世界，把握无限和永恒……
    
    我看到：日本侵略者的刺刀已近在咫尺，小学生们仍在高唱《中国不会亡》；邻家男孩因参加抗日活动被日寇追捕，逃入李家，李母梁冠英女士，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顷刻间作出生死抉择，冒称那男孩是她的大儿子，使这位少年爱国者得救……，这使我记起，在整个沦陷时期，我所接触到的老师、同学、亲友、邻里，绝大多数都深明民族大义，大家最关心的是抗战的前途，关心守卫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勇士们的命运，就连小朋友们头脑中也充满岳飞、文天祥的英雄事迹……我想，正因为如此，中国才真的没有亡。
    
    作者童年趣事读来非常亲切有味：三五岁时他就独自溜到教堂门口去索取宗教宣传品。散发材料的那位女士说：“侬小人看勿懂格！”不料这名小广东竟会振振有词地说：“拿番去被我姆妈睇！”……长大，上学，淘气异常，曾被美术老师钱君匋赏以“毛栗子”；他也真有福气，晚年撰文述及此事，钱师见了，还赠以墨宝。他还记得钱师念贝多芬为“Bee拖粪（上海话的‘拖把’）”，因此这一名字常会使他联想到“清洁卫生”；他和隔壁弄堂里的小朋友们玩“刮香烟牌子”，被他们用不正当的手段统统赢走，他正在哭，大哥慷慨地拿出一大叠香烟牌子相赠，尽管香烟牌子墨黑，上面不知沾有多少细菌，但事隔七十载仍令他感念不已……像这样富于幽默、充满感情的文字，不由地使我想起狄更斯的叙事风格，果真如此，我看到作者在书中说起，他少年时曾读狄更斯入迷……
    
    作者李文俊先生是翻译大家，是我的学长，是上海位育中学第一届毕业生（五年一贯制）。如今位育已是市重点名校之一，其实，当年教学质量之佳远非往后可比。许多骨干教师49年后都去大学任教。书中提到他曾聆听陆福遐先生在位育的第一次英语讲演，陆先生风趣地说，英语“don't you see”发音就像上海话“大曲死”。陆先生也是我的恩师，他生性幽默，温和善良，五十年代中期，他调往上海外国语学院任教，在运动中遭了难。“文化大革命”前，他与我最后一次见面时，还告诉我说，他著有一本《中国学生英语典型错误分析》，但他是不能署名的。位育毕业生中人才辈出，据曾任位育训育主任的朱家泽先生说，光是大学校长就出了28名之多。我不知道他的统计数字中是否包括前加州大学校长田长霖。记得田长霖学长曾说过，他在位育读书时，并不是学习尖子，他后来有所成就，只是“成才的环境不同”而已。在这里，我倒要提一提位育真正的学习尖子之一沈元，郭沫若在看了沈元23岁时写的《〈急就篇〉研究》后说，这么好的文章，“我写不出来！”（参看《炎黄春秋》2006年第五期/刘志琴文）
    
    作者提起他和老伴、德语文学专家张佩芬游巴黎时，在一处幽静的小巷，忽然有重回当年上海法租界的感觉。这很自然，中国之大，发展不平衡，太平洋战争前的上海是远东金融中心，局部地区确实已经相当文明，相当现代化了。当时我们所在的地段，街道非常干净，人们也留意自己的行为举止，很少有人会随地吐痰，更不见“城市牛皮癣”，是日本的野蛮侵略，阻止了我国逐渐进步的过程……。书中提到作者以及他的哥哥、姐姐是如何与音乐、文学结缘、亲近的……邻居家的几个哥哥进了圣约翰大学，不久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一举一动都斯斯文文，说话不但无脏词儿，连“侬”，“阿拉”也少用了。作者说，街道整洁、环境幽雅、建筑精致，有利于小孩心灵与艺术趣味的发展。信哉斯言！可惜在往后的岁月里，这一切都以“小资情调”、甚至“洋奴意识”的严重罪名遭到批判，另一种文明观占了优势，以致今天还要向成年人倡导幼稚园小朋友也该懂得的行为规范。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海峡两岸的影视界忽然都“乡思”病大作，都爱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滩”为背景制片，但坦白地讲，这些作品里找不到当时生活的神髓精魂，“情调”和“品味”这类东西好奇怪，打碎它容易，但培植起来，不是一、两代人能够做得到的。作为曾在当时当地生活过的人，往事恍如一梦，只是在阅读《天凉好个秋》时，才能捕捉到一些记忆的碎片。那么就回忆吧！让·保尔不是说过吗：“回忆是我们不会被逐出的惟一天堂乐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