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俊:“一条偏僻的路,但也给我走出来了”

  今年82岁的加拿大女作家爱丽丝·门罗斩获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虽然她近年一直是诺奖热门人选,但直至获奖当日,已翻译成中文出版的门罗作品独独一本《逃离》。译者为著名翻译家,今年83岁的李文俊先生。

  对于热爱外国文学的读者来说,李文俊是再熟悉不过的名字,他将威廉·福克纳的作品译介到中国,他还翻译过卡夫卡、卡森·麦卡勒斯、塞林格等欧美作家的作品。2011年,中国翻译协会授予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访谈

  1 受萧乾影响报读新闻 大学时出版译作引起骚动


  羊城晚报:您从小就喜欢外国文学吗?为什么后来念的是复旦大学新闻系呢?

  李文俊:我是从小受在洋行工作的父亲影响,英文基础比较好。1948年,我高中毕业,准备考大学。当时想,如果能像萧乾那样到英国访问做战地采访记者,多好啊。复旦大学新闻系很有名,我就报考了。虽然读的是新闻系,选修的却是文学和外语。后来我觉得新闻没什么搞头,就把精力都放在外语方面,尽可能上外语系的课,平常也练习翻译,有不懂的地方就向新闻系或者外语系的教授请教。赵敏恒是我们新闻系的老师,我也经常请教他。

  业余时间我和同学一起做翻译,一起翻译了美共作家霍华德·法斯特的两部著作:《最后的边疆》和《没有被征服的》。那时有很多私营出版社,巴金办了专门介绍外国文学的平明出版社。1952年和1953年,我们这两部书分别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和上海平明出版社出版了。1952年我还在大学没毕业,在同学中也引起小小骚动,“哎哟,同学里有人出书了”。其实主要还是水平高的同学在那撑着呢,我翻译之后他给我改改,就这样喜欢上文学翻译了。毕业时,同学之间说班上有人可以搞搞翻译,英文挺好的,这可能也跟我被分配到作家协会、《译文》杂志有关系。

  2 最早翻译卡夫卡 批判介绍和译稿一起发表

  羊城晚报:所以您大学毕业后就被分配到北京工作了。

  李文俊:1953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去作家协会,在《人民文学》杂志当助理编辑。几个月之后,作协决定恢复《译文》杂志,这是鲁迅在1920年代创办的,也就是现在《世界文学》的前身。于是我被调到《译文》,当初报考复旦新闻系是受了萧乾影响,我考上时他已经离开了复旦,没想到后来他在《译文》做编辑部副主任。茅盾是主编,我记得他来开过会,是和大家见见面的意思。编辑部十个八个人,我是其中之一。我4月去《译文》,7月《译文》创刊,我也算是元老,到现在,其他元老都去世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羊城晚报:那时候给翻译的稿费是怎么算的呢?

  李文俊:具体的我记不大清楚了,但比现在是高一点。我们那时候给外面的专家也得一千字几十块钱,现在竟然还是几十块一千字,没有突破一百块的,那时的几十块相当于现在好几百了。所以傅雷他们可以单靠做翻译来维持生活。

  羊城晚报:您接触到卡夫卡的作品也是在《译文》工作这段时间吧?

  李文俊:是的,卡夫卡的短篇我就是那个时候翻的。我看西方刊物常常刊登讨论卡夫卡的论文,谈到他的作品,知道他是现代派文学的鼻祖。我很有兴趣,让单位去买卡夫卡的英译本来看,看后觉得很有意思。后来,上海译文出版社来编辑部,问有什么东西可以帮他们翻译,我说能够公开出的东西不太有,要的话就翻译卡夫卡的东西给你们内部出版。他们同意后,我就翻译了7个中短篇,包括《变形记》。我推荐了一个长篇,由他们的编辑来翻译,后来凑成一本书出版,叫《城堡及其他》。

  羊城晚报:1979年,“文革”后复刊的第一期《世界文学》刊登了您翻译的卡夫卡的《变形记》,这是卡夫卡首次在内地读者面前公开亮相?

  李文俊:是,当时我还请我太太张佩芬根据德文版重新校译了一遍。复刊之后,领导觉得《变形记》这个东西可以公开了,但那时候还是要批判的,组织人写批判性的介绍跟作品一起刊登。

  3 福克纳不是意识流作家而是美国南方作家

  羊城晚报:您是什么时候接触到福克纳的?

  李文俊:我是50年代接触到福克纳,外国报刊经常提他,那时他刚拿诺贝尔奖,晚年的几部作品一部部在发表,出版后外国刊物都会写书评介绍,我从中大概知道他的情况,就让社里去买原作。

  6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介绍现代派文学,青年人比较感兴趣。以前都是介绍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作品,其实20世纪现代派也是很大的潮流,应该推介。80年代初,袁可嘉编了一套20世纪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很流行的,共四册,里边又分好几个部分,比如表现主义、未来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等等。当然现在看,这个分法有些不切合实际,他把福克纳归到意识流作家,我后来把这个说法一点点扭过来,福克纳不是意识流作家,而是美国南方作家。

  我从1980年2月开译《喧哗与骚动》,一直到1982年6月才把全书译出,交给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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