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还需要去综合、权衡其他人选，经过反复考虑，觉得应有下列标准：一是重要性或权威性。人与事的关系最为密切，甚至可以说，非其莫属，是其他任何人无法替代的。如陈望道与《共产党宣言》；杨明斋与上海外国语学社；彭湃与广东海丰农民运动；邓培与唐山早期工人运动；乌兰夫与内蒙古自治政府，等等。二是代表性。有些人虽说也相当重要，但因限于“百人”，并未能列入其中。如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人，有王尽美和邓恩铭，因写了王尽美，不好再写邓恩铭，而再去写邓的其他事情，又显得不那么重要。又如，熊雄曾任黄埔军校代理政治部主任，因写了周恩来与黄埔军校，故不便再去写熊雄与黄埔军校。诸如此类，黄公略、韦拔群、邓发、罗登贤、陈昌浩、董振堂、张浩、杨尚昆等，都存在这种情况。书中写了十大元帅，这是无法回避的。但10名大将，就难以都写进去，不得不将黄克诚、萧劲光、许光达、王树声“割爱”，这也是十分遗憾的。三是平衡性。实际上是人与事的关系，这里有两层意思：其一，处理好存在的碰撞。因受一人一事的限制，除了要看选谁或选什么事最为合适外，还要兼顾这些人与其他事件的关联。因在同一事件上，往往不会是一个人，某甲可能比某乙更重要，但因在另一事件上同样重要，故只好放弃某甲，将某乙选入。如周恩来与黄埔军校、南昌起义、西安事变这3个事件的关系都十分密切，作用和地位至关重要，将周放在其中任何一处都顺理成章，但因只能写一处，周究竟与哪件事连在一起更好，还要看其他人的选位而定。经过权衡，决定写周恩来与黄埔军校，而南昌起义、西安事变改写他人。南昌起义可与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联系，因决定写贺龙，其他人就得改百别的题目了。当然，贺龙也可以与湘鄂西苏区根据地相连，但因写了南昌起义，湘鄂西苏区根据地就让位给了周逸群，如此类推。其二，要照顾五湖四海。如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党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各地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军事运动，国民革命运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各地武装起义，各苏区根据地建设，各路红军长征，三年游击战争的各游击区域；抗日战争时期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各解放区、各大战役，等等，都要有代表人物，尽量能照顾方方面面。总之，尽管缜密权衡，所选人物仍只具有相对意义。 最后关于体裁。本书编写过程中，参考了约500种以上的相关书目，通过大量文献资料，力求做到求真、直书。严格地说，这是一本学术著作，而非纪实文学或文艺史学，但又希望能写成通俗读物。努力做到既要保持历史的真实性、严肃性，又要力求文字朴实、易懂。限于篇幅，每人每事以三四千字左右为宜，较大的题目写得笼统些，较小的题材写得具体些。繁简力求搭配得当，因人因事而定。基本上是按传主事迹的时间排序，以叙事为主，个别地方作些少许的评议。每位传主，都有一个三五百字的简历。
    本书的选目，尽可能多出一些新意。如沈玄庐与衙前农民运动，罗章龙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李立三与五卅运动，王一飞与中共早期军事运动，彭公达与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曾山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王稼祥与红军政治工作，博古与西安事变，李富春与延安大生产运动，陈潭秋与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彭真与国共争夺东北等，都是鲜为人知的。
    本书的撰写，多方面吸收了亲历者的回忆和党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 参考书目附后)。在此向亲历者、老前辈和党史同仁，一并表示衷心的谢意。如有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教。
    最后，本书的撰写得到了一向热心扶助学术著作出版的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支持，贵社审读室副主任、第一图书编辑部主任陆宗寅先生对本书的编写与出版始终给予了热情的关注和帮助。在此致以深深的谢意。

                                   肖甡 2006年1月28日于国防大学二号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