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创建85周年，为了庆贺党的华诞，缅怀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英勇奋斗的先辈们，继承、弘扬共产党员的先进性，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共党史百人百事》(肖甡著)一书，以志纪念。该书将诸多传主最精华、最突出的事迹汇编在一起，多方面吸收了亲历者的回忆和党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内容详实，生动感人。

    着力宣传马克思主义

    李汉俊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读书期间，与日本著名进步学者河上肇来往甚密，受之启发良多，因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国不从根本上来改变是不行的”。1918年底，李汉俊毕业回国，将许多日、德、英文的马克思主义书刊带到上海，他以旺盛的精力，昼夜伏案翻译和写作，开始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李汉俊回上海不久，参加了《星期评论》周刊的编辑工作，为主要撰稿人之一。从回国到党成立的1年半时间里，李汉俊用多个笔名在《新青年》、《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刊上，发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支持工人运动的文章与译文，共90余篇。他所发表的文章，着力支持工人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1919年10月26日发表《最近上海的罢工风潮》一文，赞扬工人阶级的斗争精神，希望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认为:“我们自身应该从精神上打破‘知识阶级’四个字的牢狱。图‘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的一致团结，并且一致努力，对于‘体力劳动者’知识上开发做工夫、然后社会的改造，方才有多少的希望哩！”1920年5月1日发表《强盗阶级底成立》一文，揭露了资产阶级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罪恶，号召人民觉醒起来，打倒强盗阶级。针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谬论，5月16日发表《浑朴的社会主义者底特别的劳动运动意见》一文，深刻批评了张东荪所鼓吹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劳工运动的思想，指出:张东荪“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是无内容的、仅只一个趋向、并且还是一个浑朴的趋向。”我们“只好说他是走头无路的社会主义，走头无路的社会主义者。”

    任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

    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代表维经斯基从北京到上海后，曾多次召集座谈会，商讨建党问题，李汉俊每次都积极参加。在维经斯基的指导参与下，陈独秀和李汉俊发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筹建工作，由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和陈公培5人，于5月共同成立了共产党上海发起组，这是中国最早的共产党组织。李汉俊为党组织执笔起草了1份纲领草案，约有10余条，主张社会革命。随后，陈公培和施存统各自抄了1份，分别带到了法国和日本。8月，维经斯基成立了上海革命局，李汉俊是5人成员之一。

    上海发起组建立后，李汉俊主持组织工人的工作，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人运动中去，努力促成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1920年8月，他和陈独秀等创办了工人通俗刊物《劳动界》，李汉俊担任主编。他和陈独秀以发起人的身份在《民国日报》上发表启事:申明办《劳动界》，“宗旨在改良劳动阶级的境遇”，希望该刊“成一个中国劳动阶级有力的言论机关”。李汉俊经常给这个刊物撰稿，在发刊词《为什么要印这个报？》中说:“工人在世界上已经是最苦的，而我们中国的工人比外国的工人还要苦。这是什么道理呢？就因为外国工人略微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中国工人不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我们印这个报，就是要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他们的事情。”8月22日，发表《金钱和劳动》一文，质问:“钱既然是代表劳力的，何以一天到黑一点事都不做的人，反有钱用，一天做到黑的工人和农夫反没有钱用呢？”9月，李汉俊还和俞秀松、陈独秀共同商议，为上海工商友谊会创办店员周刊《上海伙友》。10月，李汉俊又与陈独秀、杨明斋、李启汉等，出席党领导的第一个工会——上海机器工会成立大会，并被授予“名誉会员”的称号。

    建党之初，李汉俊在党内的地位仅次于陈独秀。1920年12月，陈独秀赴广州就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上海共产党书记由李汉俊代理。陈独秀离开上海后，凡重要之事，多由李汉俊和李达、陈望道、杨明斋等人讨论决定。《新青年》亦交李汉俊和陈望道主编，并改为党的机关刊物。李汉俊经常通宵为《新青年》赶写稿件，也给上海发起组成员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写了不少稿子。此外，李汉俊还翻译出版了《马克思资本论入门》一书。

    1921年3月初，上海法商电车工人举行罢工，李汉俊在《民国日报》上发表社论《我对于罢工问题的感想》和评论《法租界电车罢工给我们的教训》，驳斥了诽谤工人“没有团结性”，“没有知识”等论调，高度赞扬工人团结一致的斗争精神，说:“我们对于中国社会之运动，所以有莫大希望也是在这里。”称赞4天罢工的成功，“是因为罢工同人齐心，稳静之所致”。这年的五一劳动节，李汉俊和上海发起组成员分别到沪西、闸北和南京路等处散发传单。这些活动，对于上海工人运动，起了推动和鼓舞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