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5月18日,道涵在《辞海》主编会上说:“我要做《辞海》的学习者,赞助者。还要为《辞海》奔走,做一点工作。”道涵这样说了,却早就这样做了。《辞海》的会议,道涵除非特殊情况,有请必到。此点,前面已有涉及,再说一事:1985年2月7日下午,汪市长因要事不能参加《辞海》会议,为此,除给会议来函外,还请市委秘书长代表他到会致词。如果《辞海》有事,道涵几乎有求必应,如为《辞海纪事》题写书名,为《我与辞海》作序等。身为上海市市长或市府顾问、海协会会长,要事频繁,却对《辞海》关怀备至,不厌其烦,令人感叹不已,敬仰不已!
“你们有困难找我,我是你们的后勤部长。”
《汉语大词典》在成立编纂处之前,具体工作是上海辞书出版社经办的。在华东五省一市的编写者陆续定稿的情况下,成立汉语大词典编纂处,进行编辑加工和汇编,已成燃眉之急。但此时“汉大”两手空空,一无经费,二无办公用房。经向上海市政府申请并经批准,“汉大”编纂处作为事业单位,由市财政长期拨款。但房子却成为最大的拦路虎,一时毫无头绪。为此,“汉大”主编罗竹风去找汪道涵市长。道涵说:“你们有困难找我,我是你们的后勤部长。”经道涵与有关方面协调,决定由财政拨款,在上海师大东边建造四五千平方米办公用房。但因交通不便,罗老摇头。当时“汉大”看中的是新华路200号的房屋。该房当时属于空军附属八五医院牙科门诊部。空军属南京军区。为此,道涵又与南京军区联系,终于获得空军领导同意,由市府拨款买下这幢房屋。但公寓里还住有二十余户居民。又是汪市长责成房管局拨了一批公房用于居民动迁。从而,才使汉语大词典编纂处有了安身立命之处。
一市之长,下属部门几十个,每个部门的下属单位不计其数。汪市长为什么对“汉大”情有独钟,亲自联系和协调,过问他们的办公用房呢?道涵深知日本早有《大汉和词典》,祖国台湾也有一部《中文大词典》,而堂堂祖国大陆,是汉语发祥的摇篮,却没有一部汉语方面的大词典。只有能够掂量出这项填补中国文化空白、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化工程的领导人,才会全力以赴,给予“汉大”以大力支持。
1994年7月16日下午,上海市委宣传部与市新闻出版局在上海展览中心联合召开《汉语大词典》编纂出版胜利完成座谈会。道涵在会上致词:“《汉语大词典》这样一个成果是中国历史上、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篇章,要传之千古。”此后,在《我与辞海》序中,道涵又说:“从历史角度讲,我看到了《辞海》《中国大百科全书》《汉语大词典》这几部新中国大辞书的诞生,盛事修典,躬逢其时,不亦乐乎!”
在“汉大”有困难的时候,道涵与他们一起,千方百计,排除万难;在“汉大”和其他出版工程取得成果的时候,道涵又与他们一起,乐在其中,溢于言表。这样一位与出版休戚相关、甘苦与共的市长,上海出版人决不会忘记!
道涵也是一位善于策划、善于组织的当之无愧的优秀出版人。
道涵一贯关心国外社会科学著作的译介工作。通过外文书店和香港友人等渠道,他往往能以最快的时间看到国外出版的社科新书。每收到一批新书,他总是自己阅读浏览,然后把他认为值得译介的新书推荐给上海有关出版社,供出版社挑选出版。据杨立信同志回忆,经汪老推荐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图书有多种,例如《石油风云》(这是一部描述世界石油斗争史的大型纪实作品,在美国出版后畅销不衰,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国家的作用——21世纪的资本主义前景》(作者是美国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论述资本主义国家的现状及其下一世纪的前景)、《改革政府》等等。
道涵之所以这样做,决非个人爱好,完全是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既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就必须了解市场经济,了解西方关于市场的理论、动态和管理经验。
外文原版书源源而来,上海译文出版社招架不了。为此,道涵同志建议成立上海翻译公司。该公司于1982年筹备,1983年成立,贺崇寅同志主持其事。
据章雷同志回忆,公司成立后,道涵多次为公司出谋划策,提出选题,建议翻译出版。1986年该公司出版的畅销书[美]尼尔伯格著《谈判的艺术》以及《战略规划与政策》《现代西方礼仪》等翻译读物,其外文原版,都是道涵提供的。
据我所知,道涵不仅向上海翻译公司提供外文原著,推荐翻译出版,而且还向其他出版社提供外文原著或选题,推荐出版。例如向上海三联书店推荐出版了彼得·圣吉著《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艺术与实务》;向上海社科院出版社推荐《招标与承包》;向上海辞书出版社推荐[美]卡·海耶尔主编的《管理百科全书》。为了使出版社减少亏损,道涵同志还动员了一位港商给予《管理百科全书》资助,并亲自为本书作序。
序言中说:“我国建国40余年来,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积累了一些管理经验。但随着生产技术的发展和经济环境的改变,在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同时,还必须引进有益的管理经验,不断地改进管理,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从中不难看出,道涵重视翻译图书出版的良苦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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