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涵主持下，1988年成立东方编译所，并亲自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这是上海翻译公司的继续(此时上海翻译公司已改为远东出版社)。许多年来，该所组织翻译了一大批外国有影响的著作，涉及的学科领域包括战略学、政治学、经济管理等，并委托有关出版社出版。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就是其中的一本。进入新世纪前，鉴于这些书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实用价值，上海世纪出版集团社长陈昕与道涵商量，决定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将东方编译所编译的几十种译著，以《东方编译所译丛》为名，重新整理出版。

    道涵同志不仅关心翻译读物，有时还为出版社策划出书方向和选题。1986年恢复建立上海三联书店，道涵说，上海三联书店应该与北京三联有所分工，要编一些经济学的书。后来“上海三联”确实贯彻了道涵的指示精神，出版了大量有特色的经济读物。有一年他在余庆礼堂开会，会后把学林出版社社长雷群明留下说:希望学林能出一本中国与新加坡等国经济比较方面的书。在庆祝古籍书店重新开业的座谈会上，道涵同志提议出一本《四马路志》。他说“过去的四马路，应该与北京琉璃厂媲美，北京有一本《琉璃厂志》，上海也应该有一本《四马路志》。”据陈昕同志回忆，许多年来，道涵向他推荐的选题和可供出版的图书，不下百种。

    由上可见，道涵不仅是一个德高望众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善于策划、善于组织的当之无愧的优秀出版人。

    “一个城市繁荣除了商业以外，还有更重要的标志，就是博物馆、图书馆以及大型书店……”

    道涵对图书发行事业如同对图书出版一样，十分关心，十分支持。他走遍福州路的所有书店，而且一次又一次，在看书购书的同时，切身体会到图书发行业的甘苦。

    只要有图书展览，道涵有请必到，甚至不请自到，而且看得特别认真。据陈木林同志回忆:1981年9月上海第一届书市开幕。汪市长亲临书市，一个摊位一个摊位地翻阅图书，到了南京东路新华书店的“综合馆”，时间已经过去一个钟点，依然兴趣盎然，不停地参观和翻阅图书。据张瑞芝等同志回忆:1985年5月上海第一次举办国际书展，道涵参加开幕式，并会见了国外多家出版公司的来宾，与他们叙谈中国对外开放的方方面面，赢得了参展外商的一致好评。1986年9月举行上海书市，道涵因工作繁忙，白天没空，于10日晚亲临参观。1988年10月，上海第一次举行海峡两岸图书展览会，作为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出席开幕式，并为书展剪彩。

    文汇读书周报举办过十多次“文汇书展”，道涵只要身在上海，每次都亲临展厅，一个书架、一个书架地认真浏览，跻身在普通读者之间。

    1991年12月，上海南京路步行街和商业区改造工程进入实施阶段。在“黄金地段出黄金”的思想指导下，有一种主张把效益较低的南京路新华书店迁出南京路。一时间，新华书店人心惶惶，到处呼救，百般无奈，最终找到了道涵。道涵知道后当即指出:“一个城市繁荣除了商业以外，还有更重要的标志，就是博物馆、图书馆以及大型书店。一些发达城市的主要商业街上都有书店的存在，为何上海南京路就不能有新华书店的一席之地呢？”在市领导与道涵的过问下，南京路新华书店终于幸免于难。

    在道涵逝世一两个月前，因为对出版界情况放心不下，他还特地让葛伟昌同志向雷群明、褚钰泉同志了解出版界情况。道涵除了心系改革开放和祖国的统一大业外，还心系图书和出版。他对上海出版人的谆谆教导，言犹在耳；他为出版所作的贡献，永不相忘；他的高尚的道德情操，永远是我们的学习榜样。道涵同志逝世一周年了，但却活在上海出版人的心中！